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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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式王朝。南面官府仿照唐朝模式而设计。它同北面官府一样，主要机
构设在上京。它有备皇帝顾问的老臣三师与三公这样的传统机构，也有类似
于唐朝早期三省部门的复杂机构。它有一个汉人枢密院，结合了五代枢密院
与唐朝尚书省的职能，下设五房而不是六部；还有一个以大丞相和两个副职
的丞相为首的，包括一群秘书与顾问的秘书机构（起初为政事省，1044年后
为尚书省），以及一个负责起草文件的机构 （门下省）。这些部门中的每一
个，至少在名义上，是类似于唐朝模式的复杂机构建制，但是秘书机构在政
治决策中发挥了某种显著作用。还有依唐朝设计组建的监察机构（御史台）、
翰林院、国史院以及各类学士机构。此外，还有一个皇室机构部门、各种特
殊的寺与监、为继承人正式设立的东宫机构以及皇室卫队的军事组织（卫）。
基层地方组织也按照中国的设计开始成型。除了上京以外，此时还有一
个位于辽阳的东京，统治着前渤海的领土，一个位于现在北京的南京，统治
着937年所取得的前中原王朝领土。1007年，第四座都城中京设在以前奚人
的都城，当时奚被最后并入了契丹国家。最后，1044年在大同建立了西京。
每一座都城并不是帝国政府轮流办公的地方（像唐朝早期的长安与洛阳那
样），而是一个道、一个当地行政管理网的区域性中心。每一个道似乎遵循
适合于当地人的统治手段。在10世纪，这一情况由于以下事实而更为复杂，
即两个比较大的被征服民族奚和渤海，在他们自己的首领领导下享有很大程
度上的自治，他们作为属国进贡而不是作为臣民纳税。只是在11世纪初期，
这些民族才完全并入了辽朝的政治体系。
这些都城，尤其是南京与东京的总管 （留守），在其各自地区内行使着
极大的权力，他们是辽朝政治体系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们掌管着各级
许多州县，这些州县是帝国定居地区实际的行政单位，在许多地区，它们与
传统方式的部落组织并存。
南面的政府体系，至少从其外在形式上看，与唐和五代的政府体系相似。
它的许多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吏，都是汉人。然而，熟悉9与10世纪中国
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受到影响，对那些在中国体制下具有巨大权力与影响
的官衔拥有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夸大描述。北面与南面官员除了种族不同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辽朝皇帝经常性迁移，从一个传统的季节性狩猎
营地（捺钵）到下一个营地，所以每年只在上京住很短的时间。每一年有两
次，即阴历的五月和十月，北面与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被招到皇帝的行营商
讨国事。冬天，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南下中京处理南面官管辖区汉人臣民
的事务。但是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由于皇帝庞大的扈从队伍是在北方地区
行进，与各部首领发生联系，故而皇帝依然被期望亲自作出所有影响国家的
重大决定并裁决狱讼。在游幸期间，他由北面行政部门的大部分高官陪伴，
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个人关系密切，既是国家的高官，又是他的伙伴 （像
蒙古时代的“那可儿”）。与此相比，南面行政部门只有个别的官员，一名
宰相、一小群秘书及其起草文书的官员，充当他的日常随从。显然，北面行
政部门官员凭借他们经常接近皇帝的优势，比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享有更大
的实权。
这样，南面行政部门基本上是一个南面官管辖区及其定居人口的行政机
构。它的官员听起来很高的官衔并不能消除这样的事实：日常的决策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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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权（南面官被特别排除在朝廷军事事务的讨论之外）都被集中在出自北
面行政部门的皇帝的契丹随员手中。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当受辽朝历史所描绘的官制组织的过多影响。许多
官职似乎只是临时设置的。尽管有自世宗时代开始并断断续续地持续到 11
世纪的官僚机构化，但契丹人世界的权力与正式有序的政府组织很少有关
系。它始终强烈地依赖于个人的自身素质与业绩、他的家庭关系、他与皇帝
和权臣的私人关系、他的交往以及他的军队。在契丹人世界中，强有力的个
人和强悍的军队依然给制度的完善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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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境内诸国的关系
在世宗统治时期，辽尽管撤出了开封，但仍卷入了中国北部动荡的政治
中。948年，南唐想要重新与辽结盟以对付他们的北邻，这次是北方新的汉
政权，但他们遭到了拒绝。949年至950年的冬季，世宗对河北发动了大规
模入侵，进攻了后汉境内的几座城市并劫掠了大批俘虏与战利品。南唐宫廷
派出使臣祝贺辽的胜利，也许他们仍然希望结盟。950年冬季，世宗亲自发
动了另一次对河北的入侵。
中国的形势此时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951年初，开封摇摇欲坠的后汉
政权灭亡了，它的第二代皇帝被杀死，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军队的统帅郭威（904
—954年），他登基为后周的皇帝。与此同时，太原的刘崇分离出去，成为
河东独立的国家北汉的统治者。契丹在他们边界再一次面对两个中原政权。
后周与辽的关系一开始就不顺利。他们派来通报王朝更替的使臣们带来
了一封信，其措辞冒犯了世宗，他随即将他们投入了监狱。随即在同一年，
后周向刘崇发动了进攻，后者派出使臣向辽求援，并带来一封信，在信中，
他谦卑地称自己为世宗的“侄子”，以此向辽称臣。世宗派出使臣册封刘崇
为皇帝以加强他们之间宗主与附庸的关系。纠缠不休的南唐又一次提出了结
成反后周同盟的要求。
951年晚秋，世宗亲自指挥大军南征后周。但在大军出发前，他在又一
次阴谋中丧生，这一次阴谋是由阿保机弟弟的儿子策划的，目的仍在维护皇
室幼支的继承权。皇帝与许多契丹贵族一样，沉湎于酗酒，当他和他的扈从
们在出征前祭祀其先父后，酩酊大醉，毫无防备，阿保机弟弟安端的儿子察
割杀死了他。然而，谋反者们忽视了谋求朝臣们的支持，所以立即被处死了。
世宗只有33岁，因为他没有成年的儿子，所以皇位传给了太宗的长子璟
（931—969年，契丹名述律），谥庙号为穆宗。对南方的战争自然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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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朝，951—969年
新皇帝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像他的前任那样，穆宗是一个酒徒，他
整天大醉不醒，对国事的关注更是忽冷忽热，汉人称他为“睡君”。
皇室成员不满的问题依然存在。952年，世宗的弟弟娄国策划谋反，而
他的一位舅父同一位重要的汉人官员则密谋投向后周。阴谋被粉碎后，娄国
被处死。953年，李胡的一个名叫宛的儿子策划的另一次阴谋暴露。虽然宛
本人得到赦免，但其他几个密谋者被处死。959年，娄国的共谋者之一敌烈
又一次策划叛乱；960年，宛的哥哥、李胡的长子喜隐由于阴谋叛乱被擒。
这次，李胡本人受到牵连并死于狱中。在以后的穆宗统治时期，他的皇室宗
亲们才平静下来。
穆宗不仅不理政事，而且行为放荡，花费甚至对一般契丹人来说也过多
的时间从事狩猎。他还对他的扈从残暴、凶狠且喜怒无常，尤其是当他喝醉
酒的时候。实际上，在他统治时期的末年，他曾命令他的一位重臣不要执行
他酒后所通过的判决，而是等到他酒醒后让他复审。《辽史》中他的本纪是
一连串恣意施暴的可悲记录。
中国其他地方的事件使辽朝进入不幸的时代，辽朝在这样一位无能的君
主统治下，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而新兴的后周政权在郭威（951—954年在位）
和有作为的柴荣（世宗，954—959年在位）的先后统治下，成为一个比五代
时期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组织有序和强大的国家。他们最终削弱了地方政府
的权力并牢固地重建强大的中央集权。
在穆宗统治时代之初的952年，北汉皇帝刘崇向辽求援以对付后周。辽
朝派高模翰率领一支军队帮助北汉击退了后周入侵者。954年，后周又一次
进攻北汉，契丹军队又被派去救援。辽显然重视他们与北汉的联盟，因为在
同一年他们遣返了一些被误抓的北汉军并帮助北汉镇压了发生在辽汉边界地
区的地方性反汉叛乱。北汉不止一次派遣使臣赴辽商讨战略事宜。
958年末，北汉派出几名使臣报告后周再次入侵的消息。959年初夏，后
周对辽实施进攻。他们的军队在四月份占领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座重要边
界关隘，五月又夺取了十六州最南面的瀛州和莫州 （见地图4）。面对后周
的猛攻，辽军后撤。穆宗惊醒并南下南京指挥战事，加强防御以等待周军。
然而，双方并没有遭遇。后周皇帝病倒并不得不返回开封，在那里，他于六
月去世。后周军撤退了，穆宗也返回上京。
无论是因为穆宗缺少勇气还是契丹人不想重蹈947年的覆辙，在穆宗时
代，辽似乎采取了纯粹消极的防御战略。这不仅与后周和以后的宋在中国边
界是这样，在北方边界也同样如此，除了965年与乌古和室韦曾有过小的摩
擦外，并没有新的战事记载。
960年宋代替后周成为中国北部的主人。新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
国自9世纪中期以来不曾出现的稳定局面。建国以后的许多年，宋致力于巩
固政权，对唐朝灭亡后分裂中国的各个独立王国重建中央的权力。这一重新
统一过程自后周就已经开始了，它击败了四川的后蜀国，收复了秦岭以北的
所有领土，并于957年发动了对南唐的毁灭性打击，收复了长江以北的所有
领土。但还有很多事业有待进行。
在北方，宋朝宫廷的注意力与其说是在辽，倒不如说是地处山西、小而
顽固的北汉国。北汉的统治者，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10世纪50年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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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辽继续支持他们反对宋。对于辽来说，他们的国
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缓冲地带和战略据点，不管宋怎样试图攻入河北北部被
占领的州县，它都很容易被包抄。963年，北汉遭到宋的进攻，他们立即向
辽乞援。964年，一支辽军被派出帮助击退宋朝入侵者。辽也对宋巩固959
年后周军队获得的边界地区的企图进行干扰。963年和967年，为了阻止宋
朝在959年被收复的益津关设防，双方在边界曾经有过小规模冲突，但并没
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状态。
969年穆宗被杀。这一年的整个正月他都在暴饮，在此期间，他又粗暴
地对待他的侍从。二月，他又忙于册封附属于他的北汉新统治者刘继元。但
是，他接着又开始残忍无理的暴行，惨杀了好几名护卫。最后，在忍无可忍
的情况下，六名近侍在夜晚杀死了他，为辽朝除掉了一个嗜血成性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