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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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
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
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
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
“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
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
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和“二长”（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点，尤其称赞像郑樵
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
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
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
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
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
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
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
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
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
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
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
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
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
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
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
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
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
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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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67　《新史学》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
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
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
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
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
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
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
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
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
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
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
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
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
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
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
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
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
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
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
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
“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
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
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
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
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
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
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
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
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
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
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
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
“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
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
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
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
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
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
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
“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
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
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
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
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
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
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
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
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
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
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
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
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
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
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
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
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
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
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
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
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