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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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诚恳地拜刘万富师傅为老师，虚心、悉心地向他求教，干活认真细致，注意动脑子，主动工作。
　　刘师傅是厂里有名的劳动模范，手艺好、技术熟练，工作又特别认真，为人热情、厚道，心地善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谦虚好学。我感到他很对我的脾性，彼此之间觉得有许多相似之处，互相感到很投缘。我同别的工人一样穿着再生棉做的工作服，按时上下班，认真干活，努力保证工件质量；干活不惜身、不偷懒，并且总是抢着干赃活、累活，经常主动为车间打扫卫生，清理铁屑，帮助到烧水房打热水给工人师傅洗手。主动帮助领料、打开水，以及其它各种力所能及的服务。我在厂内住，一般去得早、走得晚。
　　来到工人师傅中间，我觉得他们真诚、质朴、坦率，表里如一，没有做作。只要你对他们坦诚、尊重，他们就把你看成他们的朋友。在他们看来，他们天天和钢铁、机床、工具滚在一起，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同这些笨重的物件打交道，为国家创造财富，是一种平凡而崇高的义务，具有无穷的乐趣。他们居于最底层，衣服上沾满了机油和汗水，有一股怪味儿。他们一手老茧，脸上油彩焕光，可他们心肠好，待人朴实无华。他们懂得，不出力、不用脑，就出不了活或出废品。他们最讲实际，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们懂得，只有产品合格，造出来的机器才能好使，来不得半点虚伪。你和他们一样地干活，他们就认为你对他们尊重，把你看成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进厂以后，工人师傅认为我既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也没有知识分子的娇、骄二气，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够同他们打成一片。因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们，也被他们接受，并得到他们的称道。车间工人师傅们，甚至厂里有的领导也亲切地称呼我“范师傅”。
　　我第一次听到工人师傅这样称呼我，心里觉得有一股热流奔涌，确实感到自己和工人师傅的距离拉近了，以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高兴。我在工厂劳动期间，跟我的同学、老师、朋友写信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脚踏实地，真正站立在地上，再没有那种浮在空中的感觉了。
　　应该说，我原来凭着信念，相信基层、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不会为难我的。事实果真不错。但是，我这个省里的造反派头头，被潘复生描绘成坏人、魔鬼，竟然如此快地被人们接受，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分子，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原来的思想准备是，像宾县发生的那样的闹剧，可能会来那么一、两次的。但是，一次也没有。对我恶意中伤，指手画脚之类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一方面说明，同学生比较，工人师傅要客观实际的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我的理解。他们听说我“认错态度不好”，因为厂里在我来之前，已向全厂作了动员和专门部署，提出了有关要求。
　　过了半个多月，一天在开小组会时，刘师傅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
　　“原来我想，你一定是个大、大……高个，膀大……”刘师傅说话一紧张就口吃，结结巴巴说不上后面的话，我连忙补充说：
　　“膀大腰圆，蓝头发，绿眼睛，三头六臂，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说完，大家哈哈大笑。刘师傅也笑得合不拢嘴，又结结巴巴地说：
　　“没想到你、你个不到一米七，文——质彬彬，未语先笑，说话还脸红，有点腼——腆。”
　　我从来不和工人师傅谈起两派的往事，而且有人一旦问起，我也是设法转移话题，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实行我自己定的规矩：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工厂里有一个县里捍派头头，搞派性，闹得很凶，群众对他很有意见。我一去，工人师傅就告诉了我，我也对此不加以评论。对于省里的工作，我不讲什么不同意见。对于自己的往事，我也从不提起。我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我是按照毛主席指示，来这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我不能参加什么派性活动。有做团结的义务，没有搞派性的权利。”
　　工人师傅们表示很理解我，希望我能圆满完成接受再教育的锻炼。工厂领导对我也不错，常常客客气气的，主动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还同我商量工作，要我帮他们出主意，抓革命，促生产。在劳动期间，我也帮助厂里写过总结、工作报告。在车间帮助搞宣传、出黑板报等。
　　“你还不知道，上面有布置，对于来厂里看你的人，要注意做好登记，定期不定期地向上面汇报。”有一天刘师傅和我说到投机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布置，但我想，他们会这么做的。”
　　在八一厂也并不都是甜美的回忆。有几件事是我不能忘怀的，从这叙述的一、二件事中，读者也许可以认识那个时期我所遭遇的一斑。
　　第一件事就是清查“五？一六”，潘复生也没有忘记在绥化的我。
　　所谓“五？一六”，见于历史材料，前前后后，大体有这样一些情况：
　　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大、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群众组织联名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与此同时，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部分干部群众成立组织，提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一天，北师大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北师大师生的激烈抨击。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群众揭露了炮打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他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错”，表示“三个月以后见”，并在3月31日，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要进行到底，但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暂停活动。然而，从1967年5月初开始，北京几个高校出现了新的反周活动：北京农大成立“五？一六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现了张光武为首的小团体，发表反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成立了反周的“火线纵队”。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署名“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贴出了《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称周恩来为“反革命两面派”。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五？一六兵团”，相继抛出《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两张大字报。到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在这一期间，策划了批斗陈毅事件，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四处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如《周恩来要干什么》、《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此外，北京二外、北京商学院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反周活动，立即遭到首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猛烈反击。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义愤地表示，必须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适时发表声明，愤怒地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六月初，中央文革陈伯达发表讲话：“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向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旗等人在6月4日，发表《严正声明》，以守为攻，转入地下活动。
　　6月30日至7月2日，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工作、斗志）活动，作出新决议、提出口号，企图重新打开反周新局面，并于七月上、中旬，发动了两次“战役”，以农口为中心，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内容有：《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在八机部，这时也出现了反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
　　1967年8月11日、12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上，对于反击“大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作出安排。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76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时，解放军报社也揪出了肖力等人。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就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月4日，外交部揪出陈家康，被定为“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头。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进一步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个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跑的。”
　　江青的这个“9？5讲话”，我们在西苑旅社时不知听了多少遍。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批判“五？一六”：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清楚。”1970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五？一六的决定，同年3月27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4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3月27日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