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范正美同志讲完了他的意见,现在请常委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常委们来帮助帮助他。”
首先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是各个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如出一辙,用语千篇一律,似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大体分这么四个部分:一是范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二是范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4月份以后。4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三是范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四是范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把问题上了纲,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在他批了一顿之后,潘复生作总结。潘复生首先肯定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把问题提到了哲学、政治学的高度。他说:
“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问我和宋振业的意见。在这两天中,我和宋几次交换看法,认为现在是一面倒,他们肯定开过会,商量着对付我们。潘复生过于自信,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要驳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况且人家不会和我们理论。所以,暂时不宜和他们辩论。于是我在会上表示:
“我们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整天,我当时有三点没有料到。
其一、万万没有料到常委们故意算了一笔糊涂账,把我当不当班长同现实工作扯在里面,这种故意混淆视听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迷惑力,很容易使不明事理的人,简单地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把我的善意批评变成我个人的恩怨和对潘汪的人身攻击。常委们根本回避我提出的问题,转移论题,偷换概念,把我个人的任职同潘汪对待炮轰派问题纠缠在一起,并以炮轰派的错误,来否定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错误。
其二、万万没有料到,原来跟我采取同样看法的其他群众代表,除了宋振业以外,一夜之间全部倒戈,一下子站到潘汪一面,本来是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意见,却变成了我个人的看法,很不利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其三、万万没有料到,潘汪和常委们只针对我个人讲话,压根儿不提别人有同我看法一致的问题,压根儿不提宋振业的名儿。
这些令我吃惊的情况,使我觉得,必须十分冷静、认真对待。我和宋振业同潘汪以及常委们对问题的看法,在基点上相距甚远,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闹清楚的。潘汪的自大和偏见,玩弄权术和自以为是,因为常委们发言的一边倒,进一步抹煞了是非的界限,而使他们更加得意,把他们自己封闭和供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嘴难辩,如果继续申述我们的意见,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但是,这些严重情况,也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相反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是非搞清的决心。我不相信,在毛主席领导的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促使我和宋振业更加坚定,还有一个外部原因。这就是在三天常委会散会的当天晚饭后,我和宋振业在上楼时,遇见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记者董学章和郑××。当时《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就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前一段各忙各的,彼此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面只是彼此点点头也不说什么。这一天,董问我最近忙什么?我没好气地告诉他挨了三天批。他赶忙把我和宋振业让进屋里,细问其故。
董学章听我讲了几句,感到很兴奋。他告诉我们,关于黑龙江省的情况他们早已通过内参报告了中央,群众对处理炮轰派意见很大,特别是6?5事件之后,对炮轰派实行高压,激化矛盾,形势恶化。他对我们敢于挺身而出,指出省革委会这一段错误,表示由衷地高兴和支持。这使我和宋振业喜出望外。我们为自己意外地找到了向毛主席、党中央申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而击掌相庆。于是我们向他们述说了我们对潘复生的一些看法,以及前三天找群众代表联合提出意见而遭批判的经过,并请他们尽快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观点,请求中央采取适当措施。
我和宋振业商量,潘复生是不会对我们就此善罢甘休的,因为我们已经和盘托出,他既然敢对手无寸铁的静坐群众动武,对军工、建工下手,也就敢向我们这两个埋在他身边的群众代表施计谋。这在当时,无论省革委还是各单位,把主张正确处理的人视为“暗炮”,而加以排斥打击,习已成风。
“你们应该上北京,直接找周总理,找中央文革汇报!”记不得是谁给我们出了这个主意,使我们如拨云见日。于是,我们向两个院校造反团分别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也告诉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并且安排由哈师院造反团提供我们去北京的必要准备和帮助。
大概过了两天,我和宋起了个大早,由哈师院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以师院食堂工作人员去买菜的名义,我们俩藏在车里,准备绕道香坊,再折向双城,坐火车去北京,不料在香坊被截,遭到捍联总的扣押。我和宋只得下车。捍联总的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可能是6中)的一间大教室,急忙与省革委会联系。这时,我鼓起勇气,主动从捍联总的人那里要回电话筒,给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和宋振业的所在地,要求来车接我回去,潘复生得知,立即派车把我们接回了省革委会驻地一○七。回来后,我们只在省革委会驻地呆了一天,就又回到师院。我俩同哈师院的杨桂宾、魏醒学、东农的李振华、徐世权、哈军工冯昭逢、吴兆基等同志在一起商量,大家预感到潘复生可能利用捍联总,以群众名义搞我们,还是另想办法抓紧时间上北京为妙。
这一天,夜幕方降,华灯初上,我和宋、冯各骑一辆自行车,由冯昭逢领路,与我们相隔100米左右,我们故意左拐右旋,飞车到达三棵树车站,通过取得车站炮轰派的支持和配合,我俩钻进了一列货车的铁罐守车。冯把我俩送上车,没等跟车人上车冯急忙向我俩做好了交待。我们将学生装换成铁路工作服,冯即跳下车,对跟车人说:
“这是两位工程师,去北京永定门车站办事。”
为了防备万一,我化名张必胜,宋化名李国明,以对付跟车人的盘问。不知为什么,跟车人没有上守车。我和宋斜躺在守车的坐椅上,只有借助车站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彼此才能看到对方模模糊糊的轮廓。两人不禁相视掩鼻而笑,旋即示意对方不要作声。
这趟列车只到陶赖昭停一次,出了陶赖昭就算出了省。从哈尔滨三棵树到陶赖昭,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感到时间似乎停滞,埋怨火车喘着粗气,在艰难地漫漫行进,唯恐有什么意外停了下来,发生第二次香坊事件,把我们捉了回去。好不容易离开陶赖昭,我们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列车飞速前进,颠簸的很厉害。我躺在座椅上沉思,这不成了搞地下工作了吗?真没想到时至今日还得这么化装进京告状,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我暗自发笑,带着歉意,瞧了瞧宋振业,脑子里盘算着有人上车查问该如何应对。
过了陶赖昭之后,车速加快了。这几天的劳顿、疲惫和困意,此时一齐袭来。列车的颠簸,恰似晃动我们入睡的摇篮,车轮有节奏的声响,成了我们进入梦乡的催眠曲,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俩都沉沉入睡了。幸好,一路顺利,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就到了永定门车站,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俩急忙跳下车,不慌不忙地绕道走出了车站。
时值7月中旬,骄阳初照,天气宜人,微风拂面,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感到特别的凉爽。我俩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的动作,这几天的愁思,昨夜的紧张和疲劳顷刻散尽,有一种特别的轻松感。我们说着笑着,自信到了阳光和真理普照的圣地,我们的援救之请必将在这里得到解决。永定门一带的灰色建筑,在我此时看来,倒是银光灿灿,似乎在向我们挥手,欢迎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一种难于言表的欣喜跃于心头。
到北京之后,我们先住在中央党校,不久在宋振业的北大造反派朋友宋××帮助下,移至北大专家招待所。那时侯,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哪里住都不用花钱,只需花少量的伙食费和极少的交通费,能步行的,决不坐车。
到了北京,我们不知疲倦,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通过三条途径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进一步报告情况并要求接见。
一是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等当时最著名的北京“五大领袖”以及其他著名院校的造反派领袖人物。我们差不多一天一个院校。四处奔波的结果,只见了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三人,其他院校见的是二、三把手,这也使我们心满意足。
顺便说,在我心目中的这些学生领袖人物,一个个该是彪形大汉,具有与众不同的举止。意外的是,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等人,并非高魁,跟一般大学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长相。蒯、韩,比我的个头稍高一些,瘦瘦的,但很精神,说话声音不高,见面时还有点腼腆。王大滨要比他们两个长得猛一些,显得健康结实,也非有相貌惊人之处。他们几个处事都比较谨慎,不轻易表态。同时,他们给我的印象,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后来得知,他们除了应付本单位工作外,每天都要接待许许多多来造访他们的人。有的是来向他们讨教的,求援的,但也有的是来跟他们闲聊的,甚至有的人是专程来找他们辩论的,使得他们食不安宁、睡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