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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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的做法不对。不能说革命大学生是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唯成分论，只看出身，不看阶级立场、观点和现实表现。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执行的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排挤知识分子，排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向中发，结果使革命遭受挫折。他们表面上打着拥戴工人领袖的大旗，实际上却是由他们自己控制领导权。工大一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看值得研究。我看，你们师院很不错，两个大多数（指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大多数）搞得好。有人主张不结合潘复生，要他当顾问，你们没有这么做。你做得对！”我想，他说这些话，很流畅，很明快，似乎毫无顾忌，因为这是对我的表扬和恭维。于是，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随意地问了问辽宁的情况。他说：
“辽宁情况不如哈尔滨，辽宁造反派还没有核心，要向龙江造反派学习，向你们学习！”
我表示，还是革命老干部经过生死考验，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我还是没有出校门的毛孩子，从书本到书本，从学校门到学校门，要更多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学习革命老干部的智慧和经验，希望宋任穷同志多来龙江指导，等等。
宋任穷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平易近人、心地坦诚、谦虚谨慎的言谈举止，入木三分地见解，我学习党史多少了解一些有关他的革命贡献，联想此次谈话，真是名不虚传。这次相见，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回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前面多次说过，由于哈尔滨市工人造反派并未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而哈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支持的工交造反团的领导人崔占成，因个人闹独立性而试图夺总部的权被指控，在全市各院校造反团，特别是在军工造反团的支持下而被抓了起来。据我们师院造反团调查，所谓工交造反团总部，实际上并不是从基层一级级组合起来的工人群众组织，而是由工大刘录等人个别扶植起来的一个很松散、方面不全的联盟，在一月风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并且在4月炮轰派起来之时，提起这个人也并不为人们特别重视。所以，工大刘录等人借口崔占成问题，非难学生造反派，在我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哈尔滨造反派这口大锅出现了一道裂纹。
面对这场即将发生的分裂，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同其他院校造反团一道，纷纷派人，多方做哈工大刘录等人的工作。但是，刘录等人什么也听不进去，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同时，当时的形势也很不利于刘录方面。由于中央及时肯定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原来支持刘录意见的大多数人，尽管思想并没有完全通，但表面上立即转向新曙光造反团一边，使刘录等人很快变成少数，受到孤立。这就使刘录他们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接踵而至的是，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更加不利于刘录等人的大事，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所谓“二月逆流”的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
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按照当时毛泽东的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党政军文几方面负责人举行碰头会，参加会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其中有好几个老帅。会议期间，一些人谈起来当时批斗老干部的情况，对出现的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或议论，其中有的人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的问题，特别是谭震林联系自己，更感到气愤，在激烈争论时，曾一面往外走一面冲着江青等人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被周恩来劝阻，才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集体整理并核对了碰头会的情况记录，以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有关情况之后，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情绪异常激动，感到很气愤，特别是听到谭震林联系延安整风，认为这是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要把王明抬出来。于是毛泽东于2月28日，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言论和表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评。自2月25日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对老帅们进行了批判，老帅们在会上一个个作了自我批评。其后，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毛泽东的讲话，借机提出当时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央文革，否定毛主席的逆流。因为事情出在2月，所以当时被中央文革定名为“二月逆流”。他们认为，对这股逆流必须迎头痛击，才能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全国，首先从北京开始，以揭批谭震林为头炮，掀起了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新风暴。
消息传到哈尔滨，潘复生、汪家道等人认为，工大事件是“二月逆流”在哈尔滨的反映。读者知道，在中国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并且几乎成为一种定律，只要中央出了什么事，就有某些人在地方以此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当时上面压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地方领导干部，拥护中央、响应中央、紧跟中央，向中央表忠的一大实际行动，同时是也不排除某些人借此攀高附贵，或排除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极好机会。所以，上面刮什么风、下面下什么雨。这就是许许多多地方领导干部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定式。于是就有一些人成为某某事件的地方上的代理人，而被打入另册，不遇全国性的甄别或反复，便没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和哈师院造反团任万新、胡云飞、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在一起交换思想，我们的共识是，哈工大刘录等人偏颇，我们对他们的许多做法也很气愤，不过毕竟还是夺权斗争中对形势、对干部的看法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造反派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平心而论，哈师院造反团的我们几个头头也不同意成立新曙光造反团另立山头。因为这样容易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哈工大刘录等人的问题上，我和潘复生发生了分歧。我当时的看法，所谓工大问题是还是内部矛盾，因此在认识上，我的调子升不上去，在行动上，我显得有些笨拙而迟钝，表现得同潘复生不那么吻合。这一点，被细心的潘复生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二月初的一天，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召开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反击‘二月逆流’大会”上，当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代表联系本省实际，把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说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时，有人呼喊口号，煽动会场的气氛，起哄地提出应该把刘录等人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时从台下便蹿出事先准备好的公安干警若干人，立即将刘录等人抓到会场进行批斗。这样大的举动，竟然事先不同我打招呼，我一点儿也没有思想准备。后来得知，这是哈工大L个别人试图以既成事实逼着我不得不同意而精心策划的。就这样，轻易地便把刘录等十几人送进了监狱。更有甚者，潘复生还指使人到哈工大宣布哈工大造反团是“右派组织”，“予以解散”。这件事我在事前商量时曾提出过不同意见。
就在此后不久，在一次省革委会勤务组成员接见中央新闻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人民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以及省市新闻单位记者的座谈会上，潘复生得意洋洋地大谈其革命经验之后，指着我半带夸奖半带批评地说：
“范正美同志这位革命小将很不错，有闯劲，也很有思想，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还是年轻，经验不足，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
他在这里讲我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就是指我对“1？31事件”的心慈看法，上不了纲，不能果断地把他们叫做“反革命”，对刘录等人的处理下不了狠手，不能动用专政机关处理他们，希图按内部矛盾处理，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说教。
当时我在一旁听着，感到心跳、脸发烧，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腼腆地点头称是。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反反复复地琢磨，昨天还是自己的战友、同志，今天要同他们反目成仇，一刀两断，打成反革命，我确实感到心发软，于心不忍，下不了手啊。可又细细思忖：我确实还年轻，见过的世面和风雨太少，阶级观念薄弱，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还是应该好好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大力增强自己的政治嗅觉，提高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摇摆性。有这样一位老同志在身边，可学习的东西多的很，不要忽视这个学习条件啊。又想，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多么可怕。这时候，我母亲的话响起：凡事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要把目光看得远一些，处事多想想没毛病。母亲还说，慈悲为怀，讲的是大慈大悲，如果做东郭先生也不行。这样一想，真是觉得姜还是老的辣，潘复生言之有理。此后，潘复生，经常在常委会上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我想，这都是继续给我上课，教我警钟常鸣。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在两类矛盾难分难解的关键时刻，我这心慈手软的毛病，却总是驱动我软弱的神经，使我的慈悲之心很难强硬起来、手段很难狠毒起来。到了六月份在反击炮轰派的发展中，面对自己的战友和朋友，我又一次下不了手。但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随着当时中央文革的推动，加上潘复生的引导，我对“1？31事件”的看法也随之而逐步升级，做到了与潘复生基本保持一致的地步。不过，终因自己的思想性格，在以后的事变中，到底还是使我走了回头路。
哈工大刘录等人掀起的批潘风潮，由于中央对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强有力的支持，接着又于3月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潘复生的长篇文章，介绍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及其以后支持造反派的经验而很快平息。
这里我不想进一步再谈刘录等人被捕之后，新曙光造反团依据潘复生的指示，进行肃清刘录等人流毒、开展组织整顿的许多过火的具体做法，而因此打击一大片老造反和革命师生的情况。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回忆录应该赘述的东西。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决心好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当少爷，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不高高在上，要做人民的公仆。在一次革委会休会期间，潘复生很高兴地提出，要给我安排住房，涨工资。同时，他还对在座的革委会秘书石守云——外专造反派学生，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志——说，你们都应该涨工资。我听着他的讲话，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很委婉地说：“这是个全局问题，现在还不是安排我们住房和工资的时候。因为现在革委会还是临时机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全国恐怕有一大批，还有个上上下下的问题，留谁不留谁，还是个未知数。中央目前恐怕还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给我个人涨工资，这可不是帮我的忙，而是孤立我、把我同群众对立起来。无独有偶，过了不久，在省革委任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