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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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末（没）的谐音，我母亲生我时年近五十，再不能生了，所以叫做“美伢子”。我原名仲美。我们家乡的土语，“仲”和“正”的读音不分。按照范氏家谱排序“祖、德、谊、维、善、英、才、定、克、昌、时、礼、辉、先、绪、甲、弟、楚、朝、邦”，我属于英子辈，跟我哥哥他们中间取名“正”字。我溥舅是个郎中，一次，同我攀谈起名的学问和族谱，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他说一定要把美国正过来才是，叫正美多好，我觉得舅父博见多闻，便欣然改了过来。不过，我可没有舅舅那崇高的抱负。
我父亲心怀大志，身强力壮，特别勤劳，特别能干，犁、锄、点、种、收，样样干得出色，还能娴熟地使用织布机织得一手好布，洗、染、浆、辗，无所不能，而且还会做生意，特别善于当中介人；母亲贤惠勤俭，有一手好针线活，邻里称羡。更是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能手，为女友叫好。他俩相亲相爱，男耕女织，夜以继日，克勤克俭，终于得力于我的两个大老兄，家道一时十分红火，开起了染行，做布纱生意，雇了十几个长工，并有数十亩地可以出租，成为远近有名的范星荣堂，受到父老乡亲的爱重。然而，靠着一门辛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小康之家，经不起意外的打击，好景不长，我的两个大老兄先后得病去世。中年丧子，母亲差不多急疯，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续打击，几次要撞墙来个一了百了。加上连年战乱，兴盛一时的范星荣堂很快衰落了下来。由于孩子多，连续的经济、精神打击，积劳成疾，父母的身体渐衰，家业就再也没有复兴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时，我家的成份划为自耕中农，社教时定为下中农。
一个人的好的或坏的习惯、追求、信仰、脾性、情感、品质、兴趣和爱好等，都可以从双亲那里找到联系和痕迹。在我的身上，父母给了我以不同的影响。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以农为本，用我父亲的话说，“锄头拿得稳，作田才是本。”长沙处在中南腹地，最近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我的家乡也免不了受到牵连。应该说，这农本主义，是我父亲，从湖南长沙这个政治角逐的要冲，一个长詈战乱、饱经风霜的普通农民所看到的风险而总结的切身体会。但是，到我这里，我却不愿务农了，我母亲也不赞成我务农。她认为我聪明，有理想，从小就跟哥哥姐姐不一般，应该“到外面搞事”。鼓励我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干一番大事业。”今天看来，就是鼓励我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等古人勤苦好学的很多故事，就是我母亲多次讲给我的勉学词。我父亲较多地关心我的是，如何学习种庄稼，“作好田”。对我的教育，围绕的是他的“农本”教育，并教我农村生活的杂字知识。《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就是我父亲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他所强调的是当一个农民所要的品性和素质；我母亲则相反，她主要是教我立志将来做一个有为的人，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冲出农村。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很熟悉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津津乐道岳母刺字、岳飞报国以及岳飞一家救国的故事，讲得滚瓜烂熟，还把张良拾鞋、韩信受辱等故事，也夹在她的言谈之中。对于做爱国英雄母亲的崇敬，可以从我母亲的语气和神态那里，受到深深的感染。至今我还深深地感到母亲那种勉儿做岳飞式人物的炽热之心。我母亲常对我说，做事要想成功，就要有决心和恒心，而且，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使我毕生不能忘怀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一本全图《说岳全传》，母亲见到十分高兴，急忙处理好家务，就急着要我读给她听。平常惜油如金，唯恐浪费灯油的她，这回晚饭碗筷一落，就摆好凳子，早早地把灯点好，并且加了一根灯芯，把亮拨得大大的。我一边读，她一边不时地还补充一些情节，使岳飞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
我是满伢子，父母把我看成掌上明珠，兄姐对我也特别疼爱。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人也很乖巧，特别是木匠、篾匠到我家干活，那是表现我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我利用木条、木块、竹条、竹块，学着打桌子、编花篮、织竹席、堆积木，常受到师傅们和邻里夸奖，这使我感到很骄傲，养成自信，自以为是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相信自己将来能出人头地，干出一番大的业绩来。我从小也特别愿意读书，喜欢写字画画，对于父亲要求我做田里的活则毫无兴趣。虽然这样，因为我们家不富裕，我从小就得跟父兄下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常常感到太累太赃，这更激起我努力读书，有一天出去“搞事”的决心。我不愿意干田里的活，父亲说我是个“懒孩子”，有一次因为不按父亲的要求，没有完成“任务”，他很生气，竟要动手打我。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动手要打我。他在大门口抓起一把大竹扫巴直向我冲来，我忙关起大门，才避免挨打。此后，母亲常常同他呕气。有时弄得很不愉快，我姐姐便出来替我说情。姐姐常常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我看他有不作田的命，父亲就不再说我了。有时，父亲要我那么干，我偏偏不那么干。记得有一次，我和明光（我大哥的大儿子）一起同父亲栽红薯，父亲一再教我们不要把红薯秧子弄颠倒了。我们那时已学了一些植物常识，模模糊糊地有一些根系植物生长特点的印象，于是，我们背着他，恶作剧地倒栽了一行。之后，我们天天观察，发现秧子后来并没有死，而是从秧杈里长出新芽枝来，这使我们感到古老的种田术并非如此神圣。不过，后来这些秧子明显的不如周围的长得好。父亲后来解释说，红薯属于根繁殖，倒栽固然可活，但需要一个过程，耽误生长。
我特别敬重村里能舞文弄墨的冯、林两位私塾老先生和陈有才哥哥，认为他们饱读四书五经，愿意听他们讲话，感到他们像我母亲讲的那样，有知识，有才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平时出口成章，还能吟诗作对，走笔龙蛇，神气极了。但是，我母亲觉得不尽然，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个土秀才，还是离不开锄头，围着庄稼转。
我的婴幼时期是异常苦难的，既遇战乱，又因家境衰败，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便成了我母亲教育我的活教材。有几件事，至今回首仍令我怵目惊心。
1938年抗战伊始，我还在襁褓里，战火就烧到了我的身边。一次，传说鬼子要进村，乡亲们急着躲兵，一家家很快躲到附近的大山——缺头岭上去了。我母亲为了收拾东西，只身领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凭借着朦胧的星光，母亲用箩筐载着我，艰难地走到刘公冲的山坡上。不料，这时候，有一队鬼子兵正从村里的大路上经过，离刘公冲不过半华里路，不知是树叶还是枝条划着了我的脸，因为刺痛，我“哇”地哭了一声。当时万籁俱寂，只有路上鬼子兵行走的脚走声和猫头鹰偶尔发出的一声尖叫。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兵“唰”地一声卧倒，立即把枪口朝向响声处并“咔嚓”“咔嚓”拉动枪栓，这使我母亲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全身汗毛倒竖。母亲急中生智，赶紧用乳头塞住我的嘴，使我再没有哭出第二声，母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大约几分钟后，猫头鹰又叫了一声，打破这相持而可怕的宁静，鬼子兵见无别的动静，才爬起身来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又有一次，也是为了躲兵。我二嫂抱着两岁的我，走到去刘公冲的腰塘边，忽然想起来什么事，就把我置于腰塘边坐着，自己急忙往家回跑。腰塘离我家约有300多米。等回到家见着母亲问及我时，二嫂如梦方醒，我母亲急忙领着二嫂往腰塘跑去找我，只见我依然端坐在腰塘边。母亲破涕为笑。当时腰塘里的水，离塘崖仅一尺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时我听到她一说，吓出了魂，我赶紧跑到那里，你还端坐在那里拔草玩呢。真是福大命大。”我母亲以后不无后怕地对我说。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漫漫长夜的抗日持久战，来回拉锯，老百姓险象环生，应付兵匪，岂只过三，还过四、过五，没完没了。一次，我们村里来了一队伪军官兵。这些伪兵又坏、又刁。有十几个伪兵驻扎在我家。为了寻乐，几个伪兵，竟把我用被捆紧后，只把我的头露在外面，用步枪顶着捆绑我的腰带举高，欲逗我玩，殊不知这样的玩笑，若掉下来，不死也要残废。正在我母亲万般无奈急得团团转时，伪军里的一名长官出面加以制止，算是救了我的命。
母亲就是用这些我亲身的经历来教育我：“马瘦被人骑，国弱被人欺”。
我常常为我的小学教育而自豪。可以说，我所受的良好的启蒙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在1948年春季入白石桥小学读书，第二年就解放了。我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长沙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配得很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两个老师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有病辍学到这里教学。这些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崇尚德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老师们爱我聪明，学习成绩好，倍加栽培。比如，谭振林老师，彭树航老师，罗敦德校长，对我特别关怀，而倾注心力。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们十分喜欢我，经常夸奖我学习好，鼓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校长给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彭树航老师因为有点亲戚关系，在其对我的关爱中，有着别一种寄驻，不足以多言。总的是，老师们对我要求很严格，从不姑息一时一事。但这里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服气的，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童年的心灵。
事实是这样的：在我上二年下学期的一天，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将家里的一把心爱的小折叠刀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这小军刀，配有一大一小两把刀，折叠时约一寸半长，铜质手柄，做工极为精致，玲珑可爱。我接过手，翻来覆去，爱不释手。快上课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课桌的二层档板上，下课时没注意经管，不料回来再上课时小刀不翼而飞了。我这一堂课连老师的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下课后，我赶紧告诉这位同学，他当时啥也没说，事后却把这件事报告了谭老师。谭老师既没有找我谈，也没有在班上搞什么调查，却在期末操行评语的末尾给我写上了一句“希望不要贪小便宜”。我想，谭老师以为是我把小刀给弥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冤枉。于是我去找谭老师说明情况。谭老师说，“真冤枉了你，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冤案，它是我敬爱的人对我的不信，一时伤透了我的心，好久我的心情也未能平静。一想起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一、我的那位同学不该不明不白地告黑状；第二、谭老师是个极聪明的人，不该不作调查，竟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背着我写操行评语，污辱我的人格；第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公开，搞个水落石出。因此，在这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对告黑状的人深恶痛绝，而对那些滥用权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