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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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秋收劳动。对于这一活动，红色造反团全市大专总部召集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会议，进行了充分协商。我参加了这此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大家认为今年黑龙江省粮食确实获得大丰收，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它收回来。但是，应该认识，省委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缓冲一下运动，找个喘息机会。黑龙江省运动来势很快、很猛，许多事情容不得前思后想，也来不及左顾右盼，这样把大专院校学生赶下去，领导人就可以稍事休整，以便再想应付的对策。
　　顺便地说，当时有许多干部，对于来势汹猛的运动，只要有机会就想把它停下来，也不管中央是否允许和群众是否支持，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或者想方设法转移斗争大方向，只要运动不整到他们头上就行。
　　二是《十六条》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秋收事关大局，是言之有理，顺理成章的正道，谁也说不出什么不应该，明知是调虎离山之计，但是叫我们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如果提出反对就会说造反团是空头革命派，使农工不满，这样就脱离了群众，违背《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并使造反团落个“假革命”的指责，而走向被动。因此，我们不能加以抵制，而应该顺水推舟，来个将计就计。
　　此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从我们自己讲，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这次秋收，也是我们造反团广大师生向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造反有理，宣讲我们造反团的观点的绝好机会。
　　经过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红色造反者总部的名义，郑重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今年农业大丰收，省委、省政府应该很好地组织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适时奔赴农场，抓紧时间搞好秋收，力争丰产丰收，夺取农业生产的全胜；同时各院校也应该留人在家里闹革命，不能顾此失彼，真正实现革命生产两不误。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省委始料不及，更是八八团不曾想到的。根据在总部协商的精神，各个高校造反团回去都作了认真地动员和积极地安排。我们师院造反团动员了80％的成员约600人下到肇光农场，参加抢收。行前，我召集全团大会，就下去秋收和留守家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作了统一要求，并号召下去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优良作风，出色地完成秋收任务，为红色造反者争光添彩。
　　八八团对造反团的做法始则觉得意外，感到震惊，他们以为造反团什么事情都是同省委对着干的，这回也不能例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团竟然如此坚决贯彻《十六条》，如此听省委的话，坚持革命生产两不误，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观望造反团动静的方针，缺乏下去的必要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继则见到造反团如此坚决，只好慌忙来个再动员，匆匆派出自己的成员下乡，殊不知，其被动的局面已经铸成了。对于这件事，我们师院造反团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谁说我们同党委对着干？我们造反团本来就不是反对党委，只是反对那些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路线的党委，也就是说，就像买货一样，不光看他挂的什么牌子，而重在看他卖的什么货色。把造反团说成同党委对着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我们造反团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历史的污蔑。造反团在这件事情上又一次争取了群众，得到社会的赞许。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七个回合是如何对待“三军”的问题。
　　在哈尔滨，1966年12月，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之后，全国进入大串联，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大专院校在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影响和带动下，各高校基本上分成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到这时，各校的造反团都已占绝对上风。各校也出现过中间派“东方红”组织。这个组织原以为造反团大方向对，但太“左”；八八团不造反，不批走资派，又过右。因此，他们想既造反又不左不右，一切都那么按他们的设想的方式方法进行。然而，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要造反，就要揭批走资派，这就必然有阻力；要打破这种阻力，就得有一股冲力。这股冲力究竟多大能打掉阻力，难得恰如其份。因此，跟他们走的人在各校开始都有几十人，但后来越来越少。到11月份，“东方红”这面旗帜已经打不起来了，人员自动消散。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造反团；另一些人自觉脸上无光，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所谓“逍遥派”的一些人的来历。在我们师院，挑起“东方红”大旗的，是我们政治系三年二班的高大中；在东方红解体后，也加入了造反团。此外，也还有一些人，在造反团和八八团两边来回地“杀回马枪”，后来见到两派的人，也感到难为情，当起逍遥派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哈尔滨集中了“一五”期间办起来的现代化大工厂，少数通过公私合营办起来的企业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哈尔滨的产业工人队伍比较整齐，接受的是现代化训练。由于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派活动的早，到12月，工厂企业的造反派也已经组织起来了。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哈尔滨工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局面。这时，社会的主体部分已经失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批领导人被打倒了，因而成了名义上有地方党委和政府，而实际上只有空架子，没头脑、没主意、没能力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时间进入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就是在文革斗争的这一重要阶段—1966年12月初，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并混杂着某些旧军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内，在几天里组织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史称“三军”）的组织，于12月5日，约几千人，他们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100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约闹腾到12月8日。一时间，哈尔滨狂风四起，把矛头指向红色造反团。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面临大反复。
　　面对这股势力，各高校造反团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必须由省委和省军区向中央报告，立即予以取缔。于是，各造反团密切注视街头的动态，积极向省军区反映情况，并再次派人向周恩来汇报。对于这样一种情势，八八团却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并把它视为自己的救援。当时，在工厂企业，与造反团对立的群众是赤卫队，是由省市一些劳模通过工厂企业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和八八团串联在一起。这时，又出来个“三军”，史称“三军一团一队”，形成了对造反团的新包围。但是，这种“三军”，与八八团、赤卫队不同，他们是社会的沉渣，是一支没文化的军队。他们胆大妄为，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反动性、破坏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同八八团、赤卫队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后来越来越嚣张的做法，使八八团感到其来头不对，也不敢同他们多沾边。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明了情况。没过多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通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下令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省委和军区果断采取措施，派出子弟兵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就是这样，“三军”被迅速取缔，哈尔滨造反派再一次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走向新阶段。
　　在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11月间，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曾经派过一次由各院校派代表参加的汇报团，向周恩来汇报过哈尔滨的文革情况。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汇报团，并同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哈师院造反团派出的代表是潘少林。顺便说，像这样抛头露面的活动，我认为自己应该推出去的，找个借口都推出去了。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八个回合是如何对待经济主义的问题。
　　1967年1月份，在一些工厂企业刮起一股风：一些工人要求当地党组织给他们涨工资，增加福利和劳保待遇，发放各种补贴、经费、物资，甚至强占公房，等等，有的还煽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致使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有的港务人员停止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厂企业的党委答应了职工的要求。据当时我们了解，国家铁路部门的个别负责人也同意这样做。于是，这股风越刮越烈，在全国、在哈尔滨，一时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而难以扼制的潮流。他们向党发难，停工停产，上街游行，刷标语，喊口号。面对着这股强大的风潮，应该说，在我们造反团里，一开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师范学院造反团总务分队个别领导人甚至占了领导人的房子。个别人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大都经历从经济斗争开始，之后才走向政治斗争这样一个历程的。因而认为当前的状况是正常的。但是，造反团里的多数人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为此，我们召开专门的大会，以便统一意志，向社会作出统一的回答。我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总务分队负责人的做法，责令他限期搬出领导人的住房，否则，开除造反团，并保留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的权力。我说：
　　“我们不能赶跑了老爷，把自己变成少爷。刚批了别人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己就忘了本，走起资本主义道路来。”
　　经过激烈的辩论，特别是总务分队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于是全团对此很快达成了共识。大家认定，这是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矛头是针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它以经济福利为幌子，向党伸手要钱、要物，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经济主义的行为，并且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把祸水归结于文化大革命，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而必然受到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支持，我们造反派应该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这搞的是经济主义，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由于这股歪风受到从学校到工人造反派的坚决抵制，其寿命很短，就偃旗息鼓了。但不久就传到农村。面对着这场斗争，八八团的同志们，态度是极其暧昧的。他们因为得知某些方面的领导人曾对此表示过支持，也表态予以支持，因而在后来被工人反戈一击时，便弄得十分被动。
　　我们从当时的广播得知，在这次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上海闹得最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发表了《紧急通告》，斥责这股经济主义歪风。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和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九个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