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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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们的两张大字报，以及给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康同志在7月25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红旗战斗小组”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这封信，不到五百字，在我当时看来，它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睿智，寄托着对青年的期望和嘱托，闪耀着革命辩证法，读起来深受鼓舞，又领悟革命者应有的胸怀和义务。因此。这封信的内容文字我经常咏诵，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可以想象，毛泽东的这封信在清华附中一公布，犹如一声春雷，又像一棵重磅炸弹在北京炸响：工作组被否定了，红卫兵及其革命造反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也就是得到了我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红卫兵们如同拨开乌云见青天，感到小鬼解放了！于是，各个高校以至于机关、团体中的造反派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红卫兵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在全国纷纷成立。毛泽东成为受压制的造反派的救星和统帅，毛泽东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空前高涨。不过，毛泽东的这封信，传到我们之手，已经是在八月上旬的事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说：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警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不言而喻，《十六条》这些论断，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肯定了我们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我们是何等的兴奋。
“我们获救了！”
“我们解放了！”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毛主席万岁！”
这些话语便从我们心底呼之而出，变成震天动地的口号。这不需要领呼启迪，也不是一般的呐喊，而是我们真正的心声。我们心中被压抑的革命豪气顿时都释放出来了，感到从未有的开心、舒畅。我们第一次理解什么叫做解放，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离我们最近，对我们最亲。全国沸腾了！哈师院沸腾了，造反派，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欢呼跳跃。那种欢欣鼓舞，那种热烈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用笔墨来描绘的，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此之前，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刘、邓这次检查言不由衷，语意模糊，并且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通过中央的，他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承认“派工作组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说明，他们在群众潮流面前退缩了，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毛泽东，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不要小瞧这一进一退，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刘、邓及其跟随他们指示干的基层党组织从此之后，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反击之力了。这一点我将在最后来论述。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了话，基调在我们听来，同刘邓是迥然不同的。他语气明快、坦诚、流畅、自然。周恩来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即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教育革命的任务。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主席台，接见了与会代表，把这次会议推向顶峰，使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新的转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我们理清历史的初始线端之时，有必要增添一句：周恩来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忠于毛泽东，紧跟毛泽东，为文革推波助澜，自始至终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保护造反派。在文革初期，也就是造反派处于少数派、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人出面讲话，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造反派表达了诚挚的感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鲜明、难忘的印象，在我们心中竖立起高耸的丰碑。他在许多群众大会上，激动地站起来指挥大家高唱《东方红》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和不能磨灭的记忆。读者将看到，从一开始，周恩来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一边，支持和保护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有力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北京这次会议的精神很快传遍全国。我们在兴奋之中。然而，天高皇帝远，北京的革命火爆，《十六条》的颁布，并没有把哈尔滨市、把黑龙江省的文革立即引爆起来，特别是哈师院还是那么冷清。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商量，我们应该也把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重新烧起来。这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毛泽东关于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加进去、也不是几个人一煽动就爆发革命的道理。一个单位的革命光有外部力量还不行，只有依靠内部自己干起来才行。于是，我们认识到，哈师院多么需要自己把文革搞起来。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将由我们出头来做。
我领头扯旗造反，事出偶然。
1966年8月9日晚，我和魏醒学等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礼堂参加他们的造反有理大会，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群情激昂，许多人愤怒地指出，省委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主持人要求参加大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对此表态。陈剑飞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好，大家给省委提出了许多批评，表现了同学们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省委718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向各高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会开得好！”他的话就这么几句却嬴得与会全体师生的热烈鼓掌，使与会人们感到极大的满足。于是主持人便宣布大会胜利结束。
我和魏醒学感到由衷地高兴，在回学院的道上边走边说。那时候，我们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几乎全部依靠两条腿，自曰乘坐11号公共汽车。我们极度兴奋，他一言我一句，两条腿走起路来觉得格外的轻松，迈步格外高远。我说：
“哈师院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省委718大会没有否定，至今还是冷冷清清，必须连夜把陈剑飞的这个讲话精神向全院师生传达。”
“对！”魏醒学兴奋地挥了一下拳头。
我说：“咱们现在回去就把人集合到礼堂，立即开大会，以传达陈的讲话的名义，把哈师院的文革烈火点起来，怎么样？”
魏醒学说：“好是好，只怕太晚了吧？”
“不晚”，我看了看表回答说，“不到十点呢。革命吗，只争朝夕；早一天，师院文革早起来一天。”
“对！说干就干！”
我和魏醒学都不喜欢拖泥带水。于是，我们两人作了一下分工：我到礼堂去联系会场，安排麦克风这些；他到宿舍去通知杨桂宾、贾作富等人，再由他们去联络和发动其他系的人。我的联系工作非常顺利，工人师傅一说便给我们打开了礼堂，准备好了麦克风。魏醒学也很快找到杨桂宾等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哈师院能来的都来了，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二楼也是坐无虚席。这时，一些外校的造反派也通过我们的电话，主要是哈工大、哈军工的造反派师生赶来了。我们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把人一集合，我们一传达陈剑飞的讲话，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准会高兴。谁知道，我刚说明开会的目的，话音未落，会场上就有人领着高呼口号、起哄，并有许多人冲向主席台，围攻我，推搡我，有的人甚至向我直舞动拳头，威胁着要我下台。我这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