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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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毛泽东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社会观，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的革命政治观，始终如一的将人民放在首位，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毛泽东所追求和至死不变地是如何确保人民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根据苏联、东欧发生的事变和中国社会状况的实际，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的、现实的经验，在1962年一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
　　根据社教所揭示的事实，毛泽东再次警告全党：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进而通过《二十三条》提出了著名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第一次把社教的实战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
　　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一直坚持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在农村，把“富农经济”当作农村发展的基本道路，在城市，主张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宣传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而在社教中大搞神秘主义，把农村基层描绘的一团漆黑，并且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毛泽东则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调查研究入手，将社教实践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强调发动群众，团结两个大多数，使斗争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集中，缩小打击面，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在《五·一六通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凭着马克思主义的警觉、智慧和敏锐，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根据苏联的变迁，把目光集中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领域，尖锐地提出，学校教育：“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教育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些见解，与他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44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的精神是一致的，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去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在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部“。即”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对此，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甚至说：”城市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剩余的都到农村去。“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文化教育领域：”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毛泽东看来，这些领域中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领导权。
　　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持有绝然不同的观点，支持电影《武训传》上演，在新中国没有培养自己专家的情况下，大力提倡专家治校、教授治校，急于搞专业化，正规化，排挤工农干部，排挤新生力量，形成另外一条思想文化路线，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毛泽东从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几个领域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行，还必须同时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了必须抓紧建立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问题。
　　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造舆论，造舆论是一切政治斗争的特点，资产阶级已经在造反对社会主义的舆论了，现在轮到无产阶级反击的时候了。
　　毛泽东认为，对当时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是同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于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实际上经过毛亲自修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发表，长期隐秘在党内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已箭在弦上，而由此揭开了盖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小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点燃，而通过《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便上升为全国性的政治大革命。这就是革命逻辑和革命历史的辨证统一，顺理成章。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更不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斗争的公开化、继续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始终是明确的、公开的，而刘、邓在一个时期则曾极力予以否认。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的实践作了佐证。所以，王光美按捺不住得意，在她与其儿子刘源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做出公开的宣示，详细说明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并说：“刘少奇的面目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邓小平小女儿邓榕在1967年4月揭发邓小平控制工作组，批斗群众，抓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等。这就推翻了所谓刘、邓和许多各级领导干部不是另一条路线，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不同意见而已的说法。历史揭穿谎言，事实胜于雄辩。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反反复复，波澜壮阔，就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以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刘少奇、邓小平则图谋利用党的组织体系，阻止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终于演成了一场伟大反修防修的演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从未有的民主大操练。它第一次使中国公民、特别是中国学生操起了自由、平等的武器民主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抹杀人性，宣传“君权神授”，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提倡人性、人格、人权，而为其后的学者加以发挥，形成了公共意志即主权在民的思想，把民主、自由、平等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创立了民主政治。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明确的法律制度，使下列思想深入人心：《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人权宣言》：“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明白授予的权力。”
　　J·S·穆勒《论自由》：“人类自由的固有范畴”有三个组成要素，即：（1）属于意识领域的精神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及感情自由、认识和感想的自由、发表意见和出版自由——四种；（2）爱好和职业的自由；（3）团结的自由。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各国出现了复杂的政治现象，但主权在民的思想越来越引起广泛重视，形成强大的潮流冲击。民主的核心是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人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由，没有爱好和择业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人权的平等，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反封建斗争搞了很短一段时间，主要是土地改革和宣传《婚姻法》，紧接着即进行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之后，自由、平等简直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人们对此讳深莫测，谈虎色变。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因为孔孟的中庸之道而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环境条件下，在党内、在社会舆论上，宣传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便来得十分容易。对人们烙印最深、最突出的是两条：一个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个是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由、平等被抹杀，个性同个人主义成为同义语，只有一面宣传，一种声音，一种信息渠道，几乎禁绝接触西方的东西，思想单纯、贫乏，说话只能按照党报党刊宣传的口径进行，稍有不慎，一旦嘴巴没有把门地而离开了报刊宣传的中央的口径，所说的话就被党、团员快速地“集中”汇报到党团“组织”。青年学生一个个都像毛泽东批评王海容那样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有事不敢请假，开会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经常性的班会、党团组织的生活会，不断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是紧紧围绕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