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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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事业献身的豪迈壮志和国际责任感。
毛泽东领导的在国内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在我们青年中受到强烈的认同，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大家警惕地提醒自己，不要当修正主义的苗子，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誓同这个事业相对抗的敌对派，开展坚决的斗争，像毛泽东等革命前辈那样，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我们自觉的磨砺自己，锻炼自己。
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入大学学习的；而我们是政治教育系，基本课程是马列原著加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运史等，陆续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和《九评》便成为我们课程的重要补充。在此期间，教育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论述，关于让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的论述，以及《五七指示》，开展教育革命。作为文科特别是政治教育系，师生思想活跃，等不及上级指示，师生们就要求把这些内容纳入正式教程。这一系列教育，深入人心，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应该说，我在当时是特别动心、入心的。
回忆起来，在中国当时人们思想上，从上到下普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否定马列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搞秘密报告，祭起反斯大林的大旗之后形成的。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为了扫除斯大林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影响，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历史倒车开辟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欢迎和赞扬，必然激起她的国际国内敌人的无比仇恨，因为这样断了他们复辟的希望。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便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以此打开缺口，扩大裂缝，动摇人民的意志，他们必然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的领袖身上。“擒贼必须先擒王”，这是中国人民的古训。要否定社会主义，就必须否定共产党，必须否定共产党的领袖。这一点毛泽东同他的战友是一致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曾经是中共派往苏联参加世界国际共运会议的特使或代表，并且在会议上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勇敢和机智而为国人传为佳话。所以，人们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正义在胸，看得准。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毛泽东说的，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国内是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在国际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我们心中，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正在发生的演变情况正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这种事实。“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以，当时，大家学习《九评》，感到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苏的这场大论战，不仅威武雄壮，史无前例，而且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势如破竹。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志气，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我们拥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福，我们青年学生之福。在国内，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部署和措施，都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避免苏联的历史在中国重演。这种社会大背景，就造成了文革的大氛围、大环境。这一点，后来彭真等人在谈及文革发动之时，都很客观地作了阐述。
贯彻《高校六十条》，我们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三年。第二学年，我获得国家试行的奖学金，从二年级开始，我被全系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兼系团总支宣委。
1964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做出决议，文科大学生要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又发展为所有大学生都参加。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叫做“四清”运动。就是由省地县派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农村，通过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发动农民群众揭发农村社队干部经济上的问题，清理帐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所以名之曰“四清”。有问题的干部，经过群众揭发，自我检讨，群众叫做“洗澡”，群众认为问题说清楚了，从而得到谅解，群众叫做“下楼”。然后，有关经济问题，该退赔的退赔，群众认为态度好的，还可以减免缓。群众认为问题讲清了，能胜任当干部的，可以继续任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分别敌我界限，加以不同的处理。或进行党纪处分，或进行法律制裁。这样经过经济思想整顿之后，也就是经过工作组和群众的帮助，使农村有问题的干部认识到自己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立场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进而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所以，社教运动的出发点是着眼于教育农村干部和群众。群众认为干部检讨的好，可以信赖，还可以继续当干部，并不是一棍子打死。
这件事情的开始，是毛泽东直接抓起来的，也得到中央的一致认同。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毛泽东在这里再次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的教育脱离实际，一个学生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学校门，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容易搞唯心主义，搞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还不是完全知识，特别是文科学生毕业以后，还必须到实践第一线去，把自己学习到的书本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真正获得完全知识。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又送到农村去的原因。
毛泽东的这些话，我们当时听起来，感到很入耳，很有道理，很中肯，很有说服力，也很对我们的心思。所以，当动员我们下乡搞社教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十分高兴，认为这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纷纷向党团组织表决心，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当然也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干部，更应该走在前面，并且决心争取在社教中“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哈师院下去的第一批，都是文科学生。根据工作队的建制和组织系统，按系、年级、班级分别与当地派出的干部混和编队，依次组成工作团、分团、大队，到牡丹江地区各个县及其各个公社。我们政治系全体师生，被分配到牡丹江宁安县与方正县的干部组合成分团。我们班包三灵公社。我们班一共31人，分到几个大队，各队一般由老师领队。我们九个同学去连家大队，由我负责。他们是：石磊、毕政国、侯国英、艾和、孙安清、郭瑞宏、陈淑兰（女）、谷丽娟（女）。这就是说，我具有双重任务：既要管好自己，又要协助学校做好这些同学的有关工作。这使我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大。但我欣然而往，决心以出色的工作，做到工作队、学校和同学们三满意。
我在社教中于1965年4月如愿“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在自传里写道：
在党的教育下，我是在玫瑰园里长大的，走的是一条铺着玫瑰的道路。
这是我对自己走过的前一段道路所作的概括，也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感激之情的真实表白。
社教是文革的前奏，对于我们青年学生，至少对我来说，对于后来参加文革影响很大。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社教的人来说，中央关于社教的不同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换句话来说，中央内部的不同意见在我们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中央内部主席与副主席之间存在莫大的分歧。这种状况，贯穿于我们搞社教的全部过程，由隐秘到公开、由盲目到自觉。
一开始，我们到农村宣讲社教政策有两个10条，还有王光美的经验讲话。1963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10条，简称前《十条》。1964年9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后十条》。这个《后十条》其情况是王光美提供的，其观点是刘少奇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刘少奇自己先搞了一次“私访”，接着又让王光美化名到芦王庄种“试验田”，搞了一个有名的“桃园经验”，于是在刘少奇主持下搞出了后《十条》。它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更为严峻的概括，并提出了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新概念，指出：“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因为“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搞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基于对我国农村基层形势的这个估计，刘少奇在后《十条》多次强调“扎根串联”的口号。也就是说，当时我国农村基层组织都不行了，干部都烂掉了，必须像土改时期那样，“访贫问苦”、以便重新“扎正根子”，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来代替原有的干部，重新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并且采取万人下县搞社教的做法。应该说，要抓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全党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解决办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是大相径庭的。
实践证明，按照这个经验，各地的社教工作队大多带有解放初工作队进村的意味，而且，连续出现扩大打击面的事件，甚至武斗打死人的问题。与刘少奇相呼应，全国40多个省市纷纷给中央打报告，提供基层农村一个个烂掉的“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实例。现在回想起来，在群众中摸动向，搞阶级分析，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因为苏联变修，而使党内一些人变得十分神经质。在文革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抓阶级斗争出身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大讲阶级斗争，在农村抓阶级敌人，这和后来刘邓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大抓“右派”、“反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常持慎重的态度，总是留有余地，怕搞过了头，没法子纠正；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总是要求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而且，毛泽东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搞神秘化，依靠派工作组、设专案组，后来直至派万人大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