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6-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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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格外加以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工具”的过程，每当一次新的“工具”特别是大批量新的“工具”出现时，我们总容易生长一次新的“崇拜性异化”或“异化性崇拜”，总容易忽略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本原目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到来之前大量得五花八门的“工具”世界时，人的存在陡然地显得渺小无助，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竟让我们升腾出对其盲目崇拜的意念，“外化”的对象不过还是人的智慧的结果，但人已经不再是人自己了。迷惘就是如此产生的，恐惧也是如此产生的。当喊出“凡是工具，均不应崇拜”，“工具永远只是工具而不能够代替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时，迷惘和恐惧是能够减弱的，甚至是能够消失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汉迪所及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工具”形态的批判性认识，其深刻的价值在于重新唤起某种人类心灵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重新唤起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向往和不断创造的热情。未来，永远是一个不可终结的存在，只要人类存在；未来，又是一个永远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存在。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工具”，以显示人类别于他类的特征和优势，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得到自身和他人或社会的认可。工具是具有划分时代功用的，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对于工具的创造则会昭示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就在这样的创造之中，就在这样的不断的再创造过程之中，而并非终极地落入到某种创造物之上。由于人类对于新工具创造后的崇拜的普遍状况，我们就需要不断地重复提醒自己——工具永远只是工具，它不值得崇拜。
显而易见，汉迪在摧毁一种崇拜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崇拜：对人自身体智能量的崇拜。这是一种古老得很的崇拜。当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直接的智慧与技能去面对世界时，即是没有任何“外化的”工具可以用来对待生存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崇拜上天赐予我们的这份生存和生活的本能，只不过这种崇拜通常通过对于某种“神”的崇拜形式而出现。在理性主义开始盛行之后，如此的崇拜又有了更加广泛而深沉的内容，“我思故我在”的不朽之言实际上将崇拜的对象完全地自我化了，外在世界不过是人的理念的照耀而已。是的，人应当崇拜的还是自身；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目的还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人之外，特别是当这种“之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时候。由此说来，汉迪的著作是批判性的，但同时又是建构性的，还是说教性的——全书充满着劝说的话语，真有点宗教向俗世布道的味道。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于，偏重于某种说教时容易极端化而忽略对于他方面的考虑。在对于人自身崇拜，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的崇拜之中，我们容易忽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人与自然界割裂开来，从而在追求人生和人类社会目的的“创造”中，不自觉之中“创造”出危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东西来，地球环境污染类产品，一些极端性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造，都是人类过于崇拜自身而忽略自然界存在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制约的结果。在汉迪的书中，我们是找不到这种只言片语的，这虽然与作者论述的主题有关，因而不能责怪作者，但提醒是必要的。在我们进入新世纪时的迷惘和恐惧中，认识“工具”问题有助于我们消除部分迷惘和恐惧，但由此而来的对于人自身过分的崇拜，则会增加我们新的迷惘和恐惧。
并不那么远
——兼“大舜号”海难周年祭
？ 王开岭
死亡印象
《东方》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上曾刊登了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专稿——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受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看到这儿地震、桥塌，那儿空难、火灾，当得知几十甚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地细想一下，便会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数字表面化的震惊！人的反应更多地是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悸动。它缺乏更具体更鲜明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而是指向“莫须有”，空洞而漫无边际。它苍白、模糊、无力甚至矫作，如过往云烟，乃转瞬即逝的情绪务虚所致，缺乏实际的诚意和理性。
其实，我们身边的悲剧并不鲜见，可往往由于它的牺牲面太小，并不总能唤起我们强烈的感情，甚至构不成“言说”价值。比如我们穿过医院走廊、听到不远处的哭声时，常常浑然不觉，连脚步都懒得犹豫一下，似乎那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儿，没必要大惊小怪……事实上，我们对“事故”总有一种本能的不良嗜好，即“逐大舍小”——就像小孩子挑蛋糕、点钞看面额。
有次饭桌上，某记者朋友的手机响了，值班室通知他某处发生了交通肇事，“死了多少？……什么？一个……”他惊愕的表情渐渐变平淡，肌肉松驰下来，屁股重新归位，继续喝他的酒了。显然，对“新闻”来说，这小小的“一”不够刺激，感官兴奋不起来。
多么功利的“数学”方法！对别人的不幸，其身心丝毫没有参与进去，而是远远旁观的“统计”和“欣赏”姿态。对悲剧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他隐隐埋设了一种“大额”的预期，就像评估一场电影，他有奢望，当剧情达不到高潮的分贝值时，便会失落、沮丧、抱怨。这说明什么？它抖出了我们人性中阴暗的投机意识，一种不健康的以冷漠、猎奇、“肇事”为特征的思维恶习。日常生活中，太多的麻木不仁便一路养了下来。
重视“大”，藐视“小”，怠慢“小人物”的安危，许多现实悲剧不正是该态度浸淫的结果吗？四川綦江虹桥的坍塌之所以成“新闻”而为人知，很大程度上并非它所藏匿的权力腐败的深刻性和典型性，而在于其死亡“面值”的巨大，人们侧目的大多是它作为事故的“重量级”。如果不是几十人罹难，而是一个或几个，那它或许根本没资格成为“新闻”，成为反腐败的一个话题……那关于“桥”的腐败就会完好地被庇护下去，就会有更长的“桥”悄悄地步其后尘，就会有更多的生命从这“桥”那“桥”上摔下去。
永远不要忘了，在那盆菜汤——供人们嘴巴喷来喷去的数字背后，却是实实在在残酷的“死”之真相——
我想到了“对应”。悲剧最真实的惨淡是指向个体归属者的。每桩悲剧都以它结实的阴霾覆盖住了一个家庭、一位或几位亲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在世界眼里微不足道的变故，却似晴天霹雳，这小小的“个”，却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惟一，意味着绝对和全部。此时，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严重，都无与伦比。除了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除了晕眩和凄恸，就再没别的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理解那种“新闻”式的体验，而只会诅咒它（当然，在另一种情势下，他也会拥有该体验）。有了这“一个”，他的生活全变了，平静的日常被颠覆，时间被撕碎，命运也将就此改写。
这就是生命角色的差别，是人的位置——“彼”“此”之间的距离造成的。
海哭的声音
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深秋，共和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海难发生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艘号称“大舜”的客轮在从烟台到大连的途中失事。三百一十二人坠海，仅二十二人获救。这样短的航线，这样邻岸的海域，这样久的待援时间，这样高速发展的年代，这样渺小的生还比例……举世瞠目，寰宇愤容。
二○○○年三月十八日，《南方都市报》“决策失误害死二百九十人”的大黑框题下，披露了一位遇难者家属的照片。沉船时，他与临危的妻子一直用手机通话，直到亲人被大海吞没……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该桩海难中的“某个”，此前，几乎与所有人一样，我的记忆中只贮存一个笼统的数字：“二百九十”！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视那幅画面：海滩，一群顶着雨衣神情凌乱的家属，离我最近的是一张悲痛欲绝的中年男子的脸，他怔怔地仰望前方的苍天，头发潦草，一只手紧紧捂住张开的嘴，似乎欲拼命地掩住什么，因泪水而鼓肿的眼泡，因克制而极度扭曲的颧骨……我无法得知他在喃喃自语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种欲哭无泪、欲挣无力的失去知觉的呼唤，一种不敢相信、不愿承认眼前的恍惚与绝望……
一个被袭击的生命。一个血液结了冰的男人。或许他才是个青年。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败，是一夜之间生命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一想罢，十一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我们干了些什么？早已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攥紧！最后一滴声音！
想一想罢，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遥望中紧紧相拥，不愿意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撕开……那被撕成两瓣的呼唤！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一幕死亡情景，还是一道生命情景？
时间在那一刻，被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将永远被改变。
“二百九十”，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码！我不愿以这样一记笼统的没有体温的符号记住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一个绝望的男子，一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究竟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肉体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