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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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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教书又要兼管两个孩子,是太累了。她体力日渐不支。一九三六年,袁子英就把她和孩子接到南京。妹妹考上了师范大学,留在北平念书。弟弟同到了南京,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去了。
  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一个劲地找工作。她托过许多人,走过许多门路,都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她赶紧去应试。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她是有许多话要说的。她知道自己考得不坏,满以为准能考上,结果却没有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她先做发行工作,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好容易才找到的工作,还是得好好干,有空的时候就给副刊投投稿。
  这样干了几个月,意外地出现了一个机会。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旁边的流徽榭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事,决定要报道。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陈铭德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决定派浦熙修去“救场”。她不辱使命,“救场”成功。她写的报道《流徽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刊登在五月二日的报纸上。多年之后,陈铭德和邓季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颖脱而出了。
  二 能干的记者(上)——在抗日战争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历史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越来越近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新民报》在南京出了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运到重庆去。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才在重庆恢复出报。
  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而且,她还想去做更直接的抗日工作,想上前线去。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倒是妹妹安修和弟弟通修,却先后奔赴延安了。
  在这兵荒马乱之中,熙修一家在杭州住了些日子,又到武汉住了些日子。一九三八年夏天她带了两个孩子到了重庆。几个月之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一九三九年一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这样他们就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
  当时报纸报道的主题就是战争,就是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直到社会生活,也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所作的采访报道也都是围绕着战争这个主题。她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刚从英国回国的王礼锡讲各国援助中国的情况和抗战必胜的前途。郭沫若分析了敌情,说日本财阀反战,军阀骑虎难下,必将发生政治大地震。她还报道了慰劳伤兵的活动,报道了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从她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一场艰苦而又伟大的抗日战争是怎样打的。有一些,可以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从刊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报纸上的防空哨慰劳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原有的哨堡布置成瞭望台,一队九人驻守着,哨长,班长,六个哨兵,一个伙夫。也许有人以为防空哨将使用着一套复杂的测量器,但这里除了一架电话,哨长有个望远镜外,他们全体都凭着肉眼看,耳朵听,训练得机灵非凡。中国人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他的聪慧克服了一切。‘定向仪’原是监视哨少不了的东西,这里土制的代用品是就地为图,用碎石子铺成号码,好像大大的日规,一目了然,就用这来‘定向’。从电话里报告出去,毫无错讹。外国人来看过,惊叹中国的伟大,他们在这样简陋的设备下是无从指挥的。”后世读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是在怎样的条件之下战胜强敌的。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岂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支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淫无耻的高官。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是腐败势力的代表人物。浦熙修写了好几篇揭露他的稿件。这里只说一件飞机载洋狗的事。王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中说到了这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在形势紧张时,王芸生去找陈布雷,请设法救胡出来。陈布雷旋告知王芸生,说‘蒋委员长已电知香港,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云云。《大公报》即派人到珊瑚坝飞机场守候迎接。十二月九日(引者按:当为十日)由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
  那一天,浦熙修也正在机场,目睹了这一幕。她在《采访十年》一文中回忆说:“当太平洋战事起来,香港紧急疏散,那时我就非常留心着飞机场必然要载来些要人,清早去等在飞机场,果然看见孙夫人、孔夫人都联袂而来,王云五先生也在仰望他将要沦陷的家属。想不到几进几出,人没有到,忽然飞机上下来了几条洋狗。这当然是一条好消息。可是当时在严厉的检查制度之下,这类消息如何刊发出来,真是大成问题,《大公报》的子冈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特写被扣了。我在当天的晚报上写了一条新闻也被扣了。可是心中觉得这样的新闻如何可以舍弃,于是想尽方式,想在日报上发表,于是采用点滴的方式,一条一条的写。先写孙、孔夫人来渝的消息,又写王云五先生接眷未接成的情形,接着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分着送去检查,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编辑先生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耸动全国的新闻居然出来了。”刊登在十二月十一日《新民报》日刊上的题目和副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的“点滴”共有八条,前面三条是:
  △昨日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之展望”座谈会,正当战争热潮中,社会服务大礼堂户限为穿,后至者立无隙地。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就这样煞费苦心地隐晦曲折地把这事透露出去了。在那种高压之下,浦熙修想要说得更多,更明白,也是没有可能的了。
  使这件事终于激起反对孔祥熙的学潮的,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评。这篇题作《拥护政治修明案》的社评中,作为举例,说:“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此文发表,激起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为了平息学潮,《大公报》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发表社评《青年与政治》,据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更正函,说飞机载洋狗之事,“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劝诫青年学生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辄尔荒废学业,干扰秩序,甚且无意中为敌奸所利用”。前后两篇社评,出尔反尔。蒋介石侍从室的唐纵这天看了报纸,在日记中说:“《大公报》去年做了一篇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论及飞机载洋狗一事,致昆明学生罢课示威,打倒孔祥熙,事情无法收拾,《大公报》又为文声明,洋狗系飞机师所为,希图平泄学生愤怒。解铃系铃,《大公报》甚感立言之苦。”
  激起学潮的是《大公报》的社评。当天《新民报》上的“点滴”,起了和后来《大公报》社评相印证的作用。浦熙修在这一报道中,显示了一个正直的记者嫉恶如仇的风骨,显示了一个能干的记者善于捕捉新闻线索,善于在文禁森严之时巧妙地把信息透露出去的本领。她给《新民报》晚刊写的那篇足以耸动全国的报道没有能够发表出来,是那时的检查制度给她造成的损害。
  浦熙修不但自己当记者,跑新闻,她还是采访主任。她是怎样当这主任的,在旁边看着的彭子冈有过一段记述:“浦熙修在《新民报》的职务是采访主任,既是主任,担子就重一点。当年重庆是战时‘陪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她麾下,有各式各样记者,背景颇不简单。且《新民报》的版面只有当时各大报的一半,记者们的稿子不可能都排上。缺了谁的,也不会对主任满意。于是,浦熙修也只好每晚鼓起勇气,为编排稿件乃至权衡人事而‘战斗’一番。不是她好斗,换了谁处在那么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想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大方向,那都是不能不拼足全身力气去搏斗一番的。经过这一番搏斗,熙修从《新民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七星岗回到犹庄,时间多过午夜。为了迅速摆脱方才一番搏斗对心境的纷扰,吃安眠药入睡便成了习惯。”
  这里说的犹庄,在观音岩下的学田湾,是史良的住宅。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日敌机轰炸重庆,《新民报》的职工宿舍被炸毁,浦熙修就借住到史良家了。《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正好借住在沈钧儒的住处良庄,这两个院子相距很近,跑几步叫也叫得应。她们几乎每天都是结伴采访新闻,同出同归,朝夕相处,谈得很相投。浦熙修知道,彭子冈是中共地下党员。
  这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在重庆,公开的机构有《新华日报》社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这既是浦熙修经常的重要的采访对象,更是她经常的重要的信息和见解的来源。她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就见过邓颖超的了,周恩来她以前没见过,可是也一见如故。妹妹安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同彭德怀结了婚,邓颖超亲切地称浦熙修做“我们的亲戚”,叫她“浦二姐”。浦熙修感觉到,共产党没有把她当做外人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自己好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心想可以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后来,梅益、徐迈进、石西民三人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说到:“皖南事变时,我们要疏散一些同志秘密离开重庆,浦熙修帮我们介绍掩护关系,乃至购买车票,寻找交通工具。”她在做这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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