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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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观点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异议，是因为高级生物身上不仅有外界环境或有机体外环境”，还有“内部环境或有机体内环境”，“这就成了我们在以实验来决定生命现象以及使用可能的方法使之发生变化时所遇到的困难的唯一原因。”这似乎足以使实验方法进入小说变得无可非议了，不过，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无生命体引入有生命体仍是在自然科学范畴，而文学及人的研究属于社会范畴，依此类推是行不通的。

　　生理研究是借助科学仪器，作家的纸和笔又何能取而代之呢？所以，实际上左拉的实验小说只是在将人当实验对象、当无机体、复录人的生理状况、自然行为等方面，采用了实验报告的方式。他的小说从结果上看与科学实验相似，不过是形似而神不似，或曰是形拟而实非。他引用大量贝尔纳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方法并无实际意义，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给自己一反常态的新形式找个比较稳固的理论靠山。从他多次强调“这种见解是贝尔纳的”，“贝尔纳是绝对权威”来看，左拉寻求理论依据的心理非常明显。事实上，他的实验小说并非将人和人类置于实验环境中，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客体，以供作家进行生理分析、心理分析和哲学分析。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引入医学，目的是研究现象从而掌握现象，譬如经验论医生只知金鸡纳霜能治疗疟疾，并自认仅此已就够了；而实验论医生却要说明他的原理，使之成为科学事实。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医学的意义，是使人支配生命，成为生命的主人。鉴于此种不寻常的意义，左拉豪情满怀地说，研究自然与人的社会的小说家，也是带着这个目的而采取类似手段，左拉认为他能成为智慧与个性元素的现象的主宰，他要以实验来发现这些元素，从而知道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人们一旦掌握这种激情的机制，就能控制它而趋利避害。他试图对人进行实验，一块一块地拆卸与装配人的机器，使它在环境影响下运转；在时代进步以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以后，只要左右个人与环境，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样就可做善与恶的主宰，支配生活，治理国家，逐步解决社会正义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犯罪问题，他确实在这么做，也确实对卖淫、酗酒、谋杀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他的小说来看，他并没能将人和社会分解为什么元素，发掘出什么因子，支配人的行动的，虽有欲望、气质等内因，也离不开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外因。由于他始终也注意到某种激情机制的作用与社会环境相关，所以他的实验小说并未写成枯燥的实验报告，而具有活生生的人性内容和社会性内容。一个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不一定等同，有时甚至还很不一致；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是新异的，也是形而上学的，缺乏逻辑力量与理论依据，但他的创作却超越了这种理论，只带有一些不算明显、瑕不掩瑜的痕迹。他的作品仍然是伟大的，不可因其理论而对其创作产生误解、偏见。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对人的认识的科学体系，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实际上也打破了人关于自身的神话，使人从万物灵长、到尊无上的地位跌到与禽兽沾亲带故的难堪境地。一个神话的毁灭带来种种禁忌的突破，人开始被当成一个客体、一个自然物去观察、去研究，最初是在自然领域，然后是在社会领域。左拉从文学角度对人进行医学和生理学分析，可以说是从文学方面体现了人在由上升为神、降为自然人到最后恢复为社会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过渡、一个转折。在此以后，关于人的学说；包括作为“人学”的文学转入正轨，全面客观地判断人的属性，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秘密。

　　文章有别径

　　理论开新风

　　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小说序言，以及部分书信、专题文章，很少有大部头专著。在这些小型文章中，作家们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说明或总结。

　　龚古尔兄弟的理论主张最早见于　《热尔米妮·拉赛朵》初版前言。它首先声明这部小说来自街谈巷议，不为迎合上流社会的低级趣味，是一本严肃的、分析性的书；没有惊险，没有幻想，只会带给人伤感和冲动。接着，作者解释他们这样写的缘由，是因为他们想探讨被作家们忽略了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心态，想让人们知道下层人民的“谈话声音是否会和大人物与富翁们谈苦恼时的声音一般大，”“穷人哭泣的泪水会不会和富人是一样的”。人们可以看到，　《费洛曼娜修女》和《热尔米妮·拉赛朵》确实是反映最普通的人的最平凡的生活经历的。龚古尔兄弟的这种创作新趣向的意义在于：此前的文学，有三方面不足——一是作家主要出自上层，或依附上层，那些远离文明的偏村僻巷里的下层人民很少见于作品；二是文学粉饰太平、逢迎政治、逢迎时俗的倾向已成积习；三是个人抒泄、浮夸虚构的成分太多。即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对人自身隐秘的描写上也还有所忌讳。而龚古尔兄弟则以其历史学家的无情的严谨和可怕的冷静如实展示人的自然状态和原生状态，从而使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更加真实。

　　前言最后一部分声明：“现在就算这部作品受到了诽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今天的小说题材不受限制，“地位也提高了。它开始成为文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一种严肃、富于激情和生气的形式，它通过分析和心理研究成了当代的一部道德史。今日的小说担负着科学研究和科学课题的工作。”至此，前言才显出自然主义宣言的意义，表明龚古尔兄弟将走的文学道路是一条通过文学来研究人和社会的自然主义道路。这与他们以前走的历史研究的道路是相承的，他们有研究的兴趣与天才，自然就要在文学领域里来发挥。于是人们就能从他们的创作里看到科学的自由和坦率，看到精确的写作技巧与活生生的真实。

　　埃德蒙为他独自创作的小说《谢丽》所写的序（此时弟弟茹尔已死）也是一篇重要理论文献。序言介绍了他的创作意图、设想、美学追求、作品特点，并回忆和总结了他及弟弟一生的创作。

　　《谢丽》又译《亲爱的》，是作者在《福丝坦》序言中预告过的小说，是“第二帝国时代上流社会一个少女的研究。”作者要“以圣日耳曼区的一个少女为蓝本，她的高雅，出身名门望族，家族的传统”等等，赋予他的小说“一个高贵气质深印在血管之中、经过几代人才获得完善的典型”。他自叙这部小说是以构思一部历史著作那种研究心血写成的，它将一个女人和她的内在女性特征，从童年写到二十多岁，写了那么多妇女的言语和内心隐秘，这种细致、详尽描写、剖析妇女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的作品确实少见，不管他的剖析是否完全准确，这部作品都是别致的，作者的这种尝试也是可贵的。他丰富的生活积累、洞若观火的观察能力和精确的表达，又使这部没有插曲和波折的自然主义作品娓娓动人。

　　接下来作者谈到创作趣向、风格、语言等问题，坚持自己的反传统的创作方式、个人特色鲜明的语言，提倡风格多样而各自保持个性。而后是漫想式的创作历程回顾，并由此生出万千感慨，对着眼前的最后一个产儿吐露心衷：“现在，你，小小的《谢丽》，龚古尔兄弟中仅存的一个所写的最后一部可怜的小说，要迎接你所有的兄长，从《文学家》到《拉·福丝丹》所得到的对待，要忍受蔑视、轻慢、讽刺、咒骂、侮辱，你的作者坚持不懈地写作，他的年老，他的孤独生活的忧郁，过去都不能使他免受这些攻击，但不管怎样，却使他具有司汤达式的对即将来临的世纪的信心。”这些话构成了他对自己与弟弟一生创作的总评价和总感想。这些话是很委婉动人的，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创作并不算很成功，其作品的审美价值不高，也许其意义更在它所包容的历史材料方面。龚古尔兄弟作为文学家的特殊意义不在于其创作成果，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于他们启示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自然主义。

　　龚古尔兄弟重要的文论还有给左拉的两封信和《尚戛诺兄弟》序。

　　给左拉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865年和1868年，前者是为感谢左拉替他们新出版的《热尔米妮·拉赛朵》作序，后者是发表他们对左拉的《黛蕾斯·拉甘》的看法。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龚古尔兄弟和左拉在文学主张上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创作上的互相钦羡、互相鼓励。《尚戛诺兄弟》序中谈到了题材选择的问题。龚古尔兄弟认为，自然主义者之所以热衷于“描写下层的、令人反感的、发出臭味的东西”，是因为“人民当中的男女更接近自然和野蛮状态，他们是普通的、不大复杂的人”。简单、普通的人当然更宜于生理学分析和医学分析，上层人则多了许多文明的矫饰与伪装。不过龚古尔兄弟及以后的左拉并没有局限于描写下层人，而是尽量去剥开文明人的面纱，同时揭示他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序言中提出也要写上层人即是此意。

　　左拉的重要理论文章，除了　《实验小说论》外，还有《黛蕾斯·拉甘》再版序、《关于家族史小说总体构思的札记》和《卢贡·马加尔家族》总序、　《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等等。

　　《实验小说论》是一本专著，其中设一专节《论小说》。《论小说》包含了小说理论、作家评价、作品评价等内容。在小说理论方面，他谈到了真实感、个性表现、批评方法和描写论等问题。左拉之所以要谈论真实感，是因他认为想象在自然科学发达　（相对而言）、人们认识能力提高的时代条件下已变得不再重要，应当退居次席，当代作家的首要品质是真实感。所谓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和再现自然。自然主义小说的内涵就是：作家首先通过缜密精微的研究，掌握所需全部材料；这些材料本身给他们提供了作品的框架，因为有时事实会排列得合乎逻辑，一个导致另一个。作家只要搜集了丰富完整的生活材料，他的小说就自动安排妥贴。小说家只消按逻辑将事实分门别类，从他耳闻目睹的一切抽取一段悲惨故事。故事越一般，反而越有典型性。让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以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质，也就是作家只充当生活的忠实的书记员，让生活材料本身去说明一切。但作家又并非完全没有能动作用，他的作用便在于搜集、精选、组织并展出这些材料。这种创作方式，只要作家能够撷取到本身有意义的生活材料，也能构成好作品；但艺术必竟应当高于生活，即使看似一模一样，它的被选取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加工、审美加工；一些非常无聊乃至庸俗的生活情节，至少是不能作为小说主干。左拉理论上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创作上倒也没出什么偏差。左拉的仿效者就不然了。他们以为一切生活复写出来都是文学，包括那些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