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科技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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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周文王立国八年（公元前1177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
东西南北，不出国郊”。准确地记录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和范围，是中国地震
记录中最具体的可靠记载。此外，在《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典籍
中都保存了不少古老的地震记录。到了秦汉以后，对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更为
重视。从《汉书》开始，史家就把地震作为灾异列入五行志中。但这些记载
都是人们通过实地观察记录下来的，正是在不断地记录和积累地震知识的基
础上，东汉时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张衡于公元132年主持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
地震仪——候风地动仪。《后汉书·张衡传》记载说“阳嘉元年，复造候风
地动仪。地动仪以精铜制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里面
有精巧的结构，即“中有都柱”。“都柱”是一种倒立的具有摆的作用装置，
类似现代地震仪的重锤；柱的旁边有“八道”，所谓的道是装置在摆的周围
与仪体相连接的8个不同方向的8组杠杆机械。仪器的外表与8道相对应地
铸着8条龙，踞守在东、南、西、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8个方向。
每条龙的嘴里都含有一颗小铜球，好象欲吞若吐的样子。每一龙头的下面都
有一只铜蟾蜍，仰着头，张嘴对着铜球。如果什么地方发生较强的地震，传
来震波，“都柱”偏侧触动龙头的杠杆，使处在那个方位的龙嘴张开，铜球
落到铜蟾蜍口中，并发出响声。观测人员根据铜球的“振声激扬”而掌握在
什么时间、什么方位发生地震。
候风地动仪制成以后，安装在洛阳。公元138年，陕西发生一次6级以
上的地震，地震中心距洛阳700公里，当时洛阳没有震感，而候风地动仪做
出了灵敏的反应，实测成功，证明了仪器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它
开创了人类使用仪器测量地震的历史。而欧洲直到1880年才出现地动仪，比
张衡的发明晚了1700年。当代中外学者一致高度评价这台仪器，认为它是利
用惯性原理设计制成，其基本构造符合物理学原理，能探测出地震波的主冲
方向。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地震研究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
地位。
（7）方志地理学的初级发展
地方志一般指局部地区的历史书，因历史要素包括时、事、人、地，内
容涉及到山川、河流、地形、地物，因此史书与地理书无严格界限，古地理
书可作史书，史书中也有珍贵的地理资料。所以方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
标志着地理学的发展。
编修志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代代相传不缀。但是关
于中国方志的起源历来争议很大，出现了多源说。表现为：源于《周官》，
源于《禹贡》和《山海经》，源于《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等说法。这
是由于对方志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但因“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官》，
且《周官》记载的“职方”、“诵训”、“土训”等官的职掌，基本上包括
了后世方志的主要内容，其作用也与后世方志“存史、资治、兴利、教代”
等功效基本一致。因此，无论从名或实来考察，从性质和功用来评判，《周
官》都可算是中国方志的源头。因该书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据此推断，中国
方志产生的时间至迟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出现，秦汉统治阶级越来越把收集、掌握各地
的区域、土地、人口、物产、赋税，以及山川形胜、交通道里等情况作为实
施有效统治的重要依据。他们程度不同地要求各地将情况上报中央，遂使秦
汉时期出现了大量舆图、地记等，尤以地记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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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又称“记”、“传”、“谱”等，是专门记载某地地理与人文实事
的地方性文献，内容偏重于地理，多记一方的疆界，山川风土、道里、户口、
风俗民情及物产等。这显然是适应统治阶级，特别是中央政权的需要而出现
的。东汉时，豪族地主兴起，光武帝令人撰写南阳地记，于是各地豪族地主
争相效仿，一时成为风气，各种地记相继涌现。但大部分已散失，仅有少量
辑本传世，如 《异物志》、《三秦记》等。
汉代最著名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因该志以郡
国县道为纲，分别记述各地建置沿革，风俗文化、山川关塞等，成为中国全
国性区域志之始祖，并为以后历代正史和许多地区方志所效仿。如果把《禹
贡》作为全国性区域志的雏型，则从《禹贡》到《汉书·地理志》即表示全
国性区域志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同时，也
表明偏重地理著述的地方志有了大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地记繁盛。原因很多，一是为适应当时北方士族南迁，急
于了解当地自然和社会状况的需要；二是为了满足豪强地主争奇斗富、自我
吹嘘的心理要求；三是魏晋时国家分裂，地方政治势力得到增长，一些地区
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的结果，这也是当时地记繁盛的最重要的原因。当时
成书至今仍知名的地方记主要有《交广两州记》、《广州记》、《三吴郡国
志》、《会稽记》、《寿阳记》、《荆州记》、《三巴记》、《蜀记》等，
不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地域相当广。另外，还出现了一系列记述当地某一
方面内容的地记，如有专记一方山水的《庐山记》、《汉水记》；专记风俗
的《临海水土记》、《诸蕃风俗记》；专记人物的《陈留耆旧传》；专记物
产的 《南方草木状》、《扶南异物志》；专记城池的《国都城记》；专记文
学的《江左文章志》；考记古迹的《洛阳伽兰记》等。这些地记因所记内容
有所侧重，又有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之别。如此多样的地记，内容单一，
文字简略、体例差异明显，但却为后世综合性志书的编篡，提供了丰富而真
实的资料和多方面的经验。
这一时期，随着地记的进一步发展，内容逐渐由单一趋向综合，出现了
兼记史、地的综合性著述。如晋代挚虞编写的《畿服经》，对当时的“州郡
①
及县分野村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均作了详
细记述，长达170卷。此外，较为重要的还有南齐陆澄编的《地理书》等，
但真正有代表性并传世至今的是《越绝书》和《华阳国志》。《越绝书》又
称《越绝记》，东汉会稽人袁康编撰，吴平定稿，原书25卷，记吴越两国史
地及人物，上起吴太伯，下迄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对浙江、江苏部分地区的
沿革、都邑、物产、风土等作了记述。全书将地理、人物、都邑等门类汇于
一体，颇受后人称道。《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以志命名的方志，晋朝常璩
修撰，全书12章，前4章为《巴》、《汉中》、《蜀》、《南中》4志，该
四郡古属梁州，《禹贡》中有“华阳黑水堆梁州”之句，故该书命名为《华
阳国志》，记述了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它把史、
地、人汇于一篇，是方志史上的一大进步。总之《越绝书》和《华阳国志》
正是跳出单纯地理记述的圈、实现由地记向“史地体”转变的代表作。
另外，这一时期，单纯的地图，也因注释文字的不断增多，开始向图文
并茂的图经演变。而图经正是地图向地志发展的中间环节。中国最早以图经
①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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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方志是东汉时的《巴郡图经》。图经逐渐取代地记，到隋、唐时期成
为地志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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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古代后期的水利科技
水利事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成为社会文明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支柱。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随着铁器工具的广泛应用，
水利事业也进入了开创和发展的阶段，水利技术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古罗马的水利建筑技术在继承古希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水利建设经验
的基础上，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古罗马引水道工程和完整的水利建设技术，成
功地开发了运河、满足了军事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水利建设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后开挖的关中
郑白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四川的都江堰，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建
设史上的三大杰作。汉武帝瓠子堵口，东汉王景治河也是水利史上的重大事
件。汉代的关中水利工程和宁夏、内蒙古的黄河河套引水灌溉工程，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江淮水利灌溉系统等，都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其技术水平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1。古罗马水利技术的形成
早在迈锡尼时代，古希腊已有了完整的城市供水系统，并最先采用了青
铜管或加固木管制的虹吸管，将水引过山谷。但应用并不普遍。公元2世纪，
雅典城修建了许多蓄水工程，有些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古罗马人使城市供水系统更加完善。特别是引水道工程最为引人注目。
引水道（或称水道）将城市用水从遥远的郊区引入城内。当水道跨过河谷、
经过沟壑，要求保持原来的水平时，便架设渡槽；经低洼地段时，则架设绵
长的支拱。有的要连续架设数十里之长。罗马统治者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公元前2世纪时修建了9条水道，长达90公里。如公元前144年建成了长
达62公里梅西亚输水道。到1世纪时，又修建了186公里长的暗渠。公元4
世纪，水道在罗马已有相当规模，仅大型输水道即有11条之多。罗马城供水
的水源来自周围的河流、湖泊、泉水，主要源头均在百里之外。水先贮存在
城周围的200多个水库、池塘中，然后通过输水管道从不同高度进入城中。
公元109年修建的图拉真水道的最高处距地面达33米，显示了罗马人建造技
术的高超水平。输水道除使用常规管道外，许多地方还采用虹吸管、隧洞与
石质渡槽。砖砌渠道宽0。3至1。5米，深0。6至3米，渠顶有盖，每隔75
米设通风口和检查孔。还出现了铅管、陶管。罗马人采用凡杜里型供水管（最
早的设备标准件之一），将水分送至住舍、浴池、水池，水政部门根据用水
量收费。
在法国南部，至今仍保留着一条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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