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0-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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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颇具深味的。或许，在我们的眼里，安排一个人去“死”，恰恰是对其荣誉和价值进行“维护”“捍卫”和“重视”的结果？……“死”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爱”？说出来，似乎有点羞于出口，但确是很多人真实的想法。究竟什么原因使我们害怕英雄活着？不错，选择被俘而放弃毁灭，确属对生命的一种珍惜——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怕死”，可“珍惜”（“怕死”）难道有错吗？何以连一种不投敌不出卖同志的求生也被我们视为一种“背叛”？竟然会令器重他爱戴他的人感到遗憾、难堪，感到被欺骗和伤害？——难道我们对“英雄”提前作出的那种暗暗的隐秘的期待于对方是公平的吗？它称得上健康、合理和正常吗？
抛除政治因素毋论，这是否也暴露出了一种历史心理的脆弱和投机？一种生命文化的畸形或痼伤？
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中看到关于解救“人质”的报道，在大家眼里，“人质”显然是被当作“受害者”和“弱者”来看的，我们也很少犯这种偏执：为什么这些人质宁肯老老实实作人质——却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如此一来，也算替政府省了麻烦不是？其实，战俘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质”和“受害者”，而且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正在忍受委屈、肉体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害者。在理性的眼里，被俘固然是一种“失败”，但这只能算是一种物质效果和临时意义上的失败，是一种按战争功利计算方法得出来的“负数”结果，但它不能作为对人的一种最终的人格价值和生命力量的评价，准确和公正地说，“被俘”本身亦是一种有力的存在，它并未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顽韧，它有尊严，有值得敬重和感谢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无限付出的——不应以不顾理性的绝对方式、随意地牺牲个体的利益，甚至生命去换取……
鼓励牺牲，提倡舍身，颂扬忘我……此乃偏狭的政治英雄主义，而非一种实际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以真正对个体对生命的关怀为前提的，而完全以绝对的集团目标的实现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美苏两国战俘的不同遭遇，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信仰，一个突出政治，一个强调生命；一个声色俱厉、以死相胁，一个宽仁大度、体恤有加；一个偏狭地维护团队荣誉的完整性、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值，一个尽可能呵护个体价值和个体安全……
前者虽威严与壮烈，但也有飘散着一种冷酷的血腥味儿……后者虽然懂得“害怕”，有“怯懦”“妥协”之嫌，却不乏人道和人性的温情……“不怕死”，真的符合理性之美和军人的光荣原则吗？希特勒的士兵、日本“神风突击队”和武士道徒们不也是被这种铁硬的军事苛律和牺牲精神所督促着感动着，杀人、自杀或被杀的吗……比如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胜负已定的的收尾阶段，守卫科雷吉多尔岛的五千名日军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伤残的二十六个人作了美军俘虏。这样的数字既令人惊讶，也让人恐惧，更值得深思。从单纯的军事职业角度说，这称得上世界上最有力量和尊严、最让指挥员满意与骄傲的军队了，每个政治家也都希望部下有这样一群“视死如归”的士兵，但从人道和生命良知意义上看，其实际罪孽、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他人的伤害反而是最残酷、最令人恐怖的。
人是最重要的！生命高于一切！生命比政治更神圣！更显赫！
普及这样的理念，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须，也是祛除法西斯恐怖和独裁专制的良方。
黄永厚漫画（四帧）
？ 黄永厚
下台之后
官吏委任制度（马克思忧虑过的等级授职制）早就落后了。
当年参预其事的扬州刺吏殷浩做梦怕也挑不出一个三盲院长来吧！要是用人出了纰漏他的老脸往哪搁？陈四益先生说下台的县令李充之后受命去管国家图书馆，对图书分类编目还有贡献。他这图书编目分类是回事你懂么？
我不懂。
谁敢就此事和陈先生打赌，能举例证明人才济济的当今，李充那点学问不是神话我就服了谁。
端 着
摆谱是等级社会给人类自己定下尊卑贵贱最不文明的恶习，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难与外人道的丢脸面、掉脑袋的事正多。
可叹这摆谱的脾气因为搔着人们争强好胜的痒处，又占着先声夺人的便宜，那倾慕仿效的子孙越见人丁兴旺了，使其终于登上今日头等社会公害。
坯 子
人们喜欢把世界比做洪炉，以为任谁进去转上一圈出来都会变成个大宝贝。
王谢两家，晋之大姓，累世霸住上层，享尽荣华富贵，公子哥儿的劲头也炼得足足的，一到打仗玩真格的，那点花架子全不顶用了。
谢万先生北伐吃败被废为庶人，庶人又怎么了？走上大街得拿宽袖口把脸遮住，哪有上面这几位哥们快乐？
败 兆
在同一个生存空间里，大伙都拿大话、空话、假话和人打交道，你能相信它会长久太平吗？
两晋气数之差，那本堪称中国语言精品的《世说新语》都给解密了，所谓三寸不烂之舌，要烂，不正烂在那天天制造新词的舌尖之上？
果戈理的预见
？ 蓝英年
俄国作家果戈理最著名的作品是《死魂灵》。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没读过《死魂灵》的中国知识分子恐怕不多。这部作品哺育了中国几代作家。然而大多数人只读过鲁迅先生的译本，没读过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满涛、许庆道的译本。我曾问过学术界的两位知名学者，他们都不知有新译本。我曾同不同层次的人谈起《死魂灵》，他们对乞乞科夫等书中的人物非常熟悉，仿佛谈论自己的熟人，连他们所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便是真正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它的人物永远活在读者的心里。但却没人注意到书中的一段有关作家命运的作者抒怀。这同鲁迅先生译得模糊不清有关，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况且这段抒怀与故事情节无关。我年轻时读到这里便跳过去了。直到后来读原文才看懂这段抒怀的深邃含义，联想到苏联文坛的诡谲怪诞，令我深为折服。满涛、许庆道的译文清晰明白，如读者读过，这一段便不会跳过去了。这便是第七章开头部分预见两类作家命运的感慨。
果戈理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避开一些枯燥乏味的、惹人厌恶的、真实面目寒碜得令人吃惊的人物，而去接近一些显示人的崇高品德的人物”。他“不曾从高处降临到他的贫穷、卑微的同胞中间去，不曾接触过尘世，而始终整个儿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那么，他是幸福的。尤其令人羡慕的是他的好运气：他写起这些崇高形象来得心应手，一挥而就；同时他又声誉卓著，名扬天下。他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他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只向他们展示美好的人品，神妙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所有的人向他鼓掌喝彩，尾随着他，跟在他的庄严巍峨的车辇后面狂奔。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另一类作家则“敢于把每日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把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湮没着我们生活的琐事的泥淖，把遍布在我们土地上，遍布在有时是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的全部深度，统统揭示出来，并且用一把毫不容情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着力把它们鲜明刻划出来，让它们呈现在大众的眼前，那么，他就没有那样的好运气，他的命运便是另外一种样子的啦！”他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他必然逃脱不了当代法庭——虚伪而又冷酷的法庭——的审判，他所孕育的创作将被诬称为卑微的、低贱的东西，他将在一批亵渎人类的作家行列中得到一个含垢忍辱的地位，他所描绘的人物的品格将被强加在他本人身上，他的心灵，他的良知，他的天才的神圣火焰，从此被褫夺……因为当代法庭不承认，高尚的、激奋的笑是能够和高尚的抒情并列而毫无愧色的，也不承认这种笑和江湖小丑的忸怩作态之间存着天壤之别！当代法庭是不承认所有这一切的，相反还会把这一切化为戟指辱骂这个不被承认的作家的理由；没有共鸣，没有知音，作家像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人一样，孤零零地在路上踯躅。”（《死魂灵》，满涛、许庆道译，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66页—167页）
这是果戈理一百六十年前的感叹。他预见一百年以后俄国作家的命运，并大致不错，怎能不让人折服呢？
果戈理仿佛预见俄罗斯土地上必将出现巴巴耶夫斯基一类作家，他们必定飞黄腾达，因为他们善于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隐蔽了生活中的愁苦”。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善于粉饰生活，把苦难写成幸福，恐怖化为安宁，饥寒交迫变为丰衣足食。巴巴耶夫斯基便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金星英雄》和它的续篇《光明普照大地》则是美化战后农村生活的典型作品。他笔下的战后农村生机勃勃，到处鸟语花香，家家有葡萄园，蜂蜜成桶装，奶油装满火车。庄员们在复员军人、金星英雄谢尔盖的率领下，修建了一座发电站。谢尔盖因是苏联英雄，办事无往而不胜。后来当了区苏维埃主席。他手下的几个集体农庄主席也都是精明强干的人，各个是农业某一方面的能手，庄员们也都干劲冲天，天大的困难克服起来易如反掌。苏联根据小说拍摄过同名电影，五十年代曾在我国放映过。谢尔盖由著名演员班达丘克扮演。基调类似苏联另一部影片《幸福生活》，只是情节不如后者吸引人。巴巴耶夫斯基虽“隐藏了生活中的愁苦”，却不会“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如果说用优美的文字、有趣的情节、巧妙的结构、赢得读者欢心的人物粉饰生活也算一种本事的话，巴巴耶夫斯基连这种本事都没有。他只会死乞白赖地、蛮不讲理地歌颂，就像我们文革时期唱过的一首歌一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近八十万字的小说（包括续篇《光明普照大地》）除谢尔盖修建发电站这一情节外几乎没有别的情节。人物就像电视机出毛病时荧光屏上模模糊糊的图像，分不清谁跟谁来。无怪法捷耶夫接到上面送来的手稿后说：“世界末日到了，我们简直没活路了。”但这部小说荣获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小说是潘菲洛夫直接向斯大林推荐的。小说获奖后巴巴耶夫斯基一步登天，日丹诺夫把他召到莫斯科，问他有什么需要，党都将满足。他被斯大林钦定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巴巴耶夫斯基一时荣华富贵已极。“所有的人向他鼓掌喝彩……人们称他为人类的伟大诗人。”
然而战后的苏联农庄是什么样子呢？我不引用有良知的作家的小说，因为那毕竟是文学作品，而引用赫鲁晓夫和雅科夫列夫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