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0-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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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小说意味，笔锋却并不犀利；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味，人道主义立场（更别提宗教性悲悯）却纤毫未露。更让人不快的是，我们发现这类小说已经成了时髦：嗜痂癖般地挖掘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鸡零狗碎的小烦恼、小失意、小痛苦，却没能耐从中塑造鲜明的性格，提炼伟大的思想。结果，人民的悲情被弄成一幕幕搞笑剧，看完后的感觉和刚刚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相仿，只是一阵阵疲惫和龌龊而已。作者如果认为他就是要通过内容上的“一地鸡毛”来展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地鸡毛”，那好说，我外甥女病句连篇的作文也可以发表了，因为她就是要通过“病句连篇”来象征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症；我侄女浮夸无比的作文当然更有理由发表了，因为她显然是想通过浮词丽句来揭露社会上的虚假不实之风。
朱苏进《清晰度》（中篇小说）
读朱苏进的作品，总有读翻译小说的错觉。我指的不是语言的欧化（他没有这种爱好），而是思维、表达方式上的欧化，亦即更本质的欧化。朱苏进作品的佳处在别的中国作家中极为罕见，或者可以说还完全没有，在西方作家里倒比比皆是。感觉敏锐甚至超常，但又处处符合逻辑，人物的言行不论如何古怪，总仿佛具有心理学上的依据。即使我军某边防团团长“掏出鸡巴朝山下撒尿”的孟浪行为，在作者笔下都显得合情合理，仿佛不那么干反而不合身份似的。朱苏进小说给我的另一翻译错觉，则与南美作家有关，我指的是信息的密集饱满、文字的精光鎏亮和意象的任意游走。作者的智力优势几乎无处不在，这使他笔下的人物注定不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注定既与众不同又意味深长。他的笔墨有一股旺盛的探险家气质，在摹写凶险神秘的东南亚丛林时，我怀疑他暗中抱有与某位大师级人物斗法的野心。我不知道他的假想敌是谁，就我而言，总会本能地想起二十年前读过的一部哥伦比亚长篇小说：里维拉的《漩涡》。
沈从文《边城》（中篇小说）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沈从文先生，诚乃天纵奇才。弱冠出手，即已卓尔不群，稍长作《边城》，更是漪澜万状，莫可方物。手法之纯熟，心智之高迈，气度之雍容，无不令人目动心惊。虽然沈从文性情淡泊，素不以文学英雄的姿态示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文学圣果，却正是在他手上似无意似有意地珠结而成的。《边城》与《红楼梦》相似，均可作不同层次的阅读。湘西温婉矫健的民俗风物（民风淳朴不输《镜花缘》中之“君子国”，爱情炽烈可比西班牙之斗牛士），此第一层次；作者宅心仁厚的人道立场，此第二层次；章节行云流水的内在节奏，此第三层次；作品骨骼肌理中的东方神韵，此可谓第四层次。翠翠、祖父、渡船、傩送二老，“浑厚”的妓女，“茶峒人的歌声”等场景，让人不禁想到毛姆随笔集的一个出色译名：在中国的屏风上。“上善若水”，此言本非对小说而发，及沈从文出，世人方恍然开悟：世象之道，原来与艺术之道暗通。这是一位出神入化的智者型作家，还兼着“性情中人”的美差。话说回来，真正的智者，从来就是“性情中人”，两者严丝合缝，恰似左膀右臂。
余 华《许三观卖血记》（长篇小说）
重视细节的余华，最令人称道的，不是对生活的熟知或洞察，而是作品始终飞翔着想象的翅膀。他对血腥味有一定好感，同时又从中国传统文学中领略到了节制和含蓄的真味，本能地拒绝笔墨铺张，这使他笔下的血腥味还没来得及形成暴力倾向，就及时转向审美领域了。他好像不是那种让人物引领笔墨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总是提早一步知道下一章将如何展开。这么做的好处是，能使作品始终从容不迫，张弛有度，不利之处则是，作品缺乏情境和心理上的紧张感。同样，作品过于迷恋含蓄，固然能轻易得到些廉价赞美，却也会使作品和人物的沉重性大打折扣，即使让许三观以不可能的方式卖血，让福贵（长篇小说《活着》中的男主角）的亲属家人一塌刮子全都死于非命，也不能拗救分毫。余华也许具备大作家的若干素质（近来人们都喜欢这么说，再加上几句弗洛伊德或柏格森的格言，以使它们看上去更加凿凿有据），但只要他依旧沉迷于情幻小说路线——区别于“科幻小说”——我觉得此议不妨暂缓。
陈忠实《白鹿原》（长篇小说）
又一部“史诗”来了！那些专事抬轿的帮闲批评家总是热衷于欢呼“史诗”的出现。中国历史特别长，因而“史诗”鉴定者误以为小说的篇幅长一些就是史诗，而且既然中国历史特别长，那么中国也就理所当然宜于盛产史诗。“史诗”必须写几代人，否则就不像史诗。当然必须有乡土气，更少不了妖魔鬼怪、巫婆神汉、半仙高人，以及每一代人的吃喝拉撒乃至吃喝嫖赌，于是就“史”了，然而“诗”何在？抬轿的帮闲认为，“史诗”是有权泥沙俱下的，大师是有权不修边幅的，因此写“史诗”的大师有权写不好一个短篇。大师的自我辩护是：大象干大象的活，老鼠干老鼠的活，既然老鼠不能干大象的活，那么大象当然有权干不好老鼠的活——即便害怕老鼠钻进自己的鼻管，大象依然蔑视老鼠。必须正告大象和那些摸象的盲人：史诗时代早已过去，中国当代文学的痼疾是鼠辈猖獗——包括那些鼻子里插葱装象的鼠辈。伪大象与真鼠辈惟一的共同点，就是牙不错——难怪有这么好的胃口。
陈 染《私人生活》（长篇小说）
由于目录中煽情的章目（如“床的尖叫”）和一般只有地摊读物才有的提要（如“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此书刚出版时我没读。因为如果打算读咸湿文字，还不如照顾地摊写手的生意。然而陈染是有格调的严肃作家，这种花招一定是为了畅销故意做出来的假装的不正经，那是最没劲的。这次为了评论此书，我不得不把它读完，却惊讶地发现“提要”开的是空头支票，是在故意误导和暗示实际上没有的挑逗性内容。如此狡猾的“假装不正经”，我还是第一回见到。不过我最强烈的观感则是此书语言极不合格，连文从字顺都没做到，像“正是风华正茂”、“实际上她心里比我聪明”、“驻足凝息”、“故做出来的无动于衷的表情”、“头脑明晰”这种句子，亏她敢于写出来，而且还毫不脸红地在附录中自称“我习惯为一个句子、一个字词、甚至于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而奋斗”。甚至坦然被采访者誉为“精致的语言”。
汪曾祺《陈小手》（短篇小说）
从早期的《鸡鸭名家》到后期的《受戒》，汪曾祺一系列笔记风格的风俗画杰作肯定是中国现代小说最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仅就艺术成就而论，决不下于鲁迅和张爱玲。洗练的语言，明丽的色彩，淳朴的民情，都达到了难以超越的极致，而《陈小手》足以代表他的至高成就。在这篇可算微型小说的极短篇中，汪曾祺的全面艺术才能得到了具体而微同时又淋漓尽致的展示。他的儒家倾向使他的小说体现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含蓄沉痛和谑而不虐的超然独笑。有人用思想家甚至战士的标准来苛求他，但他仅仅是个艺术家——这不是他应该受到指责的理由，做一个称职的本色艺术家决非易事。不是思想斗士并非艺术家的耻辱，生产伪艺术或艺术垃圾才是艺术家的耻辱。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惟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其成就丝毫不亚于被国人津津乐道的博尔赫斯。而那些称道博尔赫斯的国人，却并不苛求博尔赫斯一定要成为思想家或战士。
佚 名《少女的心》（中篇小说）
文革时期把一切手抄本都叫做“黄色手抄本”，严格说来只有这一本才可以称为“黄色”，然而与那些当代名作家的咸湿程度比起来，此书几乎算得上干净，尽管当时的读者一定读得心惊肉跳。我得承认我当时没有读，但并非没机会过手。当时那种伪道德的清教观念深入我的骨髓，因此我大义凛然地拒绝被此书“腐蚀”。但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高”到想告发传递者，因为我知道告发会给传递者带来巨大的灾难，我当时就听说作者已被枪毙——可见当时的传递者多么胆大妄为。现在看来，此书毫无艺术性，没有任何欣赏价值，作者的写作能力连小学程度都没有。当中国人发明的原本用于增广传播的印刷术反而成了限制传播的垄断工具时，印刷品的价值固然值得怀疑，非印刷品的价值也值得怀疑。认为凡是禁止印刷的作品一定没有价值或一定有价值都是错误的以偏概全。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印刷术被权力垄断的时代，真有价值的作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式出版的权利。
苏 青《结婚十年》（长篇小说）
女人更为身心合一，女作家也大抵更文如其人，而苏青显然是更为突出的例子。读完《结婚十年》，我才知道苏青是宁波人，不禁笑得打跌。苏青的小说刮喇松脆，毫不藏藏掖掖。优点是明白痛快，缺点是少有回味。谚云：“宁与苏州人吵架，不跟宁波人说话。”苏州人和宁波人几乎是阴柔与阳刚的两极。中国文学的主流向来是苏州派（或曰婉约派），男作家也大行妾妇之道。宁波派（或曰豪放派）则极为罕见，女作家更是如此，从李清照到张爱玲，都是苏州派，但现在有了明明白白不讲含蓄的苏青，不禁使人眼睛一亮。苏青没有多少想象力，又用结结实实的大量细节堵塞读者的想象力，但一个时代的真实画面却照相般地立了起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女作家如此真实地描写过一个家庭主妇的身心痛楚。苏青是既不革命也不女权的，她要的是妇权——家庭主妇的正当权益。她的妇权主义纲领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仅仅逗点移前一字，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此巧智，那些没文化的当代女作家岂能望其项背？
苏 童《妻妾成群》（中篇小说）
许多评弹名家都是讲故事高手，苏州人苏童正是这种缺乏深度的讲故事高手，其作品笼罩着苏州式的阴柔和凄迷气氛。尽管那些枫树街小男孩也会赌气发狠，但这种发狠相当于二流运动员在有意识地服用类固醇，那些小男孩不可能懂得男子汉的坚韧和反抗。一到进入女性世界，苏童就如鱼得水。然而他心目中的女性世界是千古不变的，这弥补了他生命体验之不足。因此缺乏深厚古典学养的他，居然闭门造车地写出那么多伪历史、伪风俗的妾妇小说，在被权力限定了的狭窄文学甬道中窥淫式地想象女人、欺压女人、拯救女人，迎合读者的猎奇之心。对中国读者来说，有这种文学代用品的当代毕竟比什么也没有的那年头好。对外国电影观众来说（苏童是被电影改编最多也最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小说家，此作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这些作品远远不及他们的大师杰作，但毕竟是来自中国的传奇。他们认为中国就是荒诞离奇、不可理解的，因此他们不在乎这些传奇是否符合中国人的精神实质。
杨 绛《洗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