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2-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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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理解它,谅解它,亲近它,充分地跟它沟通,从它身上挖掘有温度的、惬意的、让人迷醉的东西。我告诉我的生活,我认了,我喜欢你,那样深情地爱着你……
那么,我与黄葵连一丁点共同点也没有吗?这可信吗?不可信。我不过是把心中的魔鬼装在瓶子里。现在的我,正在过着一种童话般的生活,现在的我很儿童。
第二天一早,我就扔下黄葵一个人到老郝那儿去。我知道黄葵其实是想跟我一起去。但是,生活就是残忍的,需要我们去面对它,认可它。
我跟黄葵说,你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好消息。比如说,他们来跟咱们谈定金的事,你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就赶回来。
黄葵说,能谈定金的事吗?
我说,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黄葵说,真的?
我没吱声,一脸凝重地开门走了。临出门前还补了一句,有事立刻给我打电话。
黄葵说,知道。你也快点回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我不行。
…………
老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北京“漂”的那一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就不甜蜜地描绘与述说了,总之,他成功了,拥有了眼前的这幢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干得挺气派。
老郝是个古董迷,过去喜欢文学,曾经读过北大作家班,是我非常铁的一个东北哥们儿。眼下,他正和香港方面联合办一本杂志,综合性的,印刷精美,办得挺火。最近,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搞点电视剧,想涉足影视圈儿,并且打电话让我来当策划。
我一进门,他就把一本书摔到桌子上,愤怒地说,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太庸俗了,像通俗小说。
我故作紧张地问,不是我送给你的那本书吧?
他说,不是。妈了个巴子的,就这种书也好意思送人。
我说,别这么说,人家出一本书不容易,这也是一种成绩,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嘛,别那么不厚道。
他一听,咧嘴乐了。
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讲,他要搞一个“牛布衣”的电视连续剧,戏说的那种,二十集,或者三十集都行。
看他这种牛皮的神态,好像他已经拍完了似的,并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用脸皮淡淡地笑了笑说,兄弟,现在像可地扔的矿泉水瓶子似的,到处都是戏说的电视剧,你还弄戏说?有点落伍了。另外,你不是反对庸俗吗?兄弟,戏说就是庸俗!
他笑嘻嘻地说,现在我变了,我开始喜欢庸俗了,他们戏说咱们也戏说,他们搞笑咱们也搞笑。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种事全世界都一样。
我说,是啊,现在的人变的速度可真快,闪电一样,一秒钟之前是一个立场,一秒钟之后,刷!变了,变成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了。正像“领袖语录”263页最后一段说的那样:要使我们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不跟不上啊。
他说,你只要记住“挣钱”二字,一切就跟得上了。
我说,看来,钱是方向盘哪。
他说,行了行了,不说那个。还说这个电视剧。咱们要弄的戏说和他们的戏说不一样,咱们戏说的对象是古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牛布衣”那一类的角色。
我说,意思都差不多。
他说,这个剧你一定好好给我编着,编完了之后,我送你一个宋代的瓷瓶,价值一百万,有鉴定证书的。怎么样?
我说,哥哥,我一分钱不要,你就把你屋里的这个办公桌给我就行了,我看这个办公桌挺好的。
他听了非常震惊,说,这个你也搬不走啊。搬哪去?搬东北去呀?
我说,你还以为我真要啊,咱们是哥们儿,我能要你的钱吗?再说,你要弄的这玩意儿也是即兴的,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还不知道你呀?一拍脑门儿一个主意。
他一听立刻就火了,抓起电话,马上给香港打了电话,询问有关电视剧的制作问题。最后,对方说,晚上给他发一份传真过来。
撂下电话,他说,这你都听见了吧?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真的。
然后,他说了一下对这部所谓的电视连续剧的要求,约定了一下日期,让我拿出一个三千到五千字的策划文案来。
他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
我说,行。
他问,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他说,真不要钱?
我说,真不要钱。
他说,玩圣徒?
我说,不是。咱们是朋友嘛。
他说,好好好,这事先不说,你先弄着,弄完了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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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只要到了老郝这里,一次不落的,我总会跟他要一些小玩意儿,像翡翠、玛瑙、玉,都是三头五百,一千元以内的勾当,说白了,一个字就是“贪”,另一个字就是“玩”,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贪玩”。仅此而已。这次跟老郝要了两个小玩意儿,他说每个都值十来万。姑妄说之,姑且听之吧,权当是台词了。
老郝笑眯眯地看着我把那两个小玩意儿仔细地揣好之后说,走,我请你吃饭去,对面开了一个上海菜馆,不错,今天我请你吃金钩鱼翅,吃完了之后咱们去洗澡。这么安排行不行?
我说,行。
这家上海菜馆的菜的确不错,特别是金钩鱼翅,做得相当精致,装在一个白瓷的小盅里,还有几款小配菜。但这一小盅金钩鱼翅,我不到十秒钟就吃光了。看来,想伪装自己不是东北人都不行啊,一吃就露馅了。
老郝瞪大了眼睛说,这一盅88块呀,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说,要不,再来一个?
他说,拉倒吧。
我跟他语重心长地,当然带点表演性质地说,你这是跟我说这种小家子气的话,要是换了别的“策划”,还能真心跟你合作下去呀?
他说,跟外人当然不能这么说了,掏光了他肚子里的“货”,就让他走人了。
我说,你还挺在行啊。
他诡诈地笑了笑,没吱声。
看来,这种事他已经跟有关“内行”讨教过了。
他领我去洗澡的地方挺高档。大楼的外观有点像大英博物馆。只是中午时间没什么人,里面非常空旷。洗完之后,照例是按摩。现在,洗澡按摩已经成了男人们的“必修课”了。只是,这种事有些场合可以公开讲,有些场合还不能公开讲。其实,这样的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就喜欢搞一些离谱的事,但有些人或是心里的“辩论”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或是胆子小,或是根本不热衷此道,很鄙夷,很愤怒,“不喜欢”这种事。那么,我算是哪一种呢?我只能说,我的腰不好,风湿,而且颈椎也有问题,发硬,有人给捏一捏就好多了。不过,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别人“埋单”。
给我们按摩的是福建的两个姑娘,非常专业,按得也很好,肯于用力。男人们在按摩的时候什么话都能说,什么玩笑都能开。但是,按摩完,穿上衣服,走在街上,又跟正经人似的,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该讲话讲话,该机敏机敏,就是一个良民的形象。——是的,按摩也不能说不正经,但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儿不大对劲儿。
在按摩的过程当中,老郝接了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的是,老郝接电话的语调竟然情意绵绵的,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我瞪着眼睛问他,怎么回事?不对劲儿呀,有小蜜了是不是?
老郝立刻捂住了电话,小声地说,等会儿我再告诉你。
最后,他也没告诉我。我也装作忘了,没再提起。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养小蜜的那类人,但是,我估计他是养了,而且还哄着人家。我真的很迷惘,有一点失落了,我的朋友变了,今后,我还能有肆无忌惮地说心里话的朋友了吗?我们中间隔着这么一个小蜜,以后我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交流与合作呢?
坦白地说,我每次到北京来,十次有九次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但是,你又不能不来,因为“对方”给了你一个诱人的题目,当然跟钱有关,你就得过来。这样的事反反复复多少次以后,你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一样,有经验了,知道是十次九不成,心里反而坦然了。但是,又有了新的题目之后,你来不来?你毕竟还没有到“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即便是到了可疑的“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也还会死灰复燃,又燃烧起来,还会再来,然后再心死,再复燃,再“哀莫大于心死”。
我再次燃烧,再次来这里,并不是对北京有什么感情上的依赖。其实,我对北京的印象不太好,不像小年轻的时代,那时候对北京很向往,四合院啊,小胡同啊,北京风味小吃啊,酸奶呀,现在这些东西差不多都光了,就剩下酸奶了。而且,一出北京站,一坐上北京的出租车,立马就有一种挨宰遭骗的不良感觉。要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大扒大建,就是老北京人也不认得北京的街道了,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出租车司机怎么绕你,你也不知道,一句话,你就得挺着了,谁让你在燃烧呢?
晚上,我请黄葵吃顿便饭。吃饭之前,我顺便在西客站那个小商亭装作聪明人的样子,与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讨价还价买了一个背兜,最后,以15块钱成交。
黄葵鄙夷地,十分不耐烦地站在一边说,这种破烂货买它做什么?要买就买名牌,又好看又结实,背在身上像个有钱人的样子,这破玩意儿用两天就完了,白花钱!还“策划”呢,啧啧。
我嘴硬地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就是这么一个价值观,谁也改变不了我,只要便宜我就高兴。我策划咋的?策划咋也比编剧强。
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赞同地说,那是。
黄葵笑了。当然,那笑的样子比哭还难看,让人一看到这种样子就想马上离开。是啊,我们想要的生活不是这种表情,这种表情太令人沮丧,太容易激发人找碴儿发火了。
此刻的黄葵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一心一意想找个编剧的活儿,但就是找不到!他的编剧水平不错的,很可以,而且是一个剧坛尚未发现的快手。的确是他不走运哪。你想,不走运的人心情能好吗?情绪能不反常吗?能不见什么挖苦什么吗?
我缓和了口气说,家里的兜子太多了,泛滥了,买这个就是带点副食回去,海岛的东西咱东北人吃不惯。
…………
本来,我想请黄葵去一个好地方吃一顿,但最后,我还是就近选择了西客站对面商场的那个地下快餐厅。
快餐厅里,无论是地面,还是餐桌,都是脏兮兮的、黏糊糊的。在地下快餐厅吃饭的都是一些平头百姓,或者刚下火车的外地人。我们选择了一张比较干净的桌子。
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选这种地方吃饭?多埋汰。
我自我解嘲地说,我时常怀念这样的地方,过去,我们就是这里的一员哪。只是现在我们变了,不是这里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