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陈宇)-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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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迈着方步，在台上连兜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别提那个党——中——央！散会！”他把“党中央”３个字说得完全变了腔调。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气恼至极的张国焘走到刘伯承的面前，压低嗓门威胁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谅你现在还不敢。”刘伯承的话，大家都能听得到。
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张国焘为了从客观条件上否定北上方针以证明其南下方针的正确，在这个《决议》中阐述自己的理由：“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资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并指责党中央及其路线，说：“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张国焘认为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并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一定要坚决执行这一决议。
张国焘也考虑到了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进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他在《决议》中还提出：“在斗争中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显然是有意地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他亲手枪毙小猴子的故事，说：“那个小猴子很聪明，可它就是不懂得纪律，不听招呼，惹人麻烦。所以，它招来了杀身之祸。只要纪律严明，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那些不听招呼的人。”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但他对待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是不能像对待那个小猴子一样说枪毙就能枪毙了的，他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从此后，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朱德发起轮番攻击，以图逼迫朱德、刘伯承就范。除继续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外，张国焘还以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不断地作报告，到处讲话，借以打击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
朱德和刘伯承也听说了那个小猴子的故事，可他们并没有当作一回事。朱德惋惜地说：“这个讨人喜欢的小猴子也许是为我们而遭杀戮的。政治手腕阴险的张国焘是在杀猴给人看。”
每次“批斗会”上，朱德与刘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励。会下，朱德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
朱德忍受着各种谩骂和侮辱，他的妻子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此时，处在政治斗争夹缝中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一时期，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他每天除蹲在地图前看上半天外，就是盘腿坐在镇外山坡上看那似乎是永远也看不透的大山。
徐向前，一生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台山，大别山，大巴山……大山因他而增辉，大山更馈赠予他坚毅、挺拔、沉默的性格。而他在长征路上，得之于大山最多的还要算川北大巴山的那野竹了。大巴山的岩涧谷地，到处生长着野竹子，当地农民多是砍来当柴烧。徐向前也看上了这野竹子，他把粗一点的拿来钻几个洞做成了箫，把细一点的做成了烟袋杆，挖来竹根头做了一个漂亮的大烟斗，徐向前的手艺巧着哩！警卫员和通信营的战士们，也跟着徐向前学会了做箫，做烟具。然而，谁又曾想到，这大巴山野竹的“精灵”，在风雪长征路上，为徐向前和工农红军立下了殊勋奇功呢！９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松冈一带集结，徐向前率部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宿营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
徐向前话语本来不多，现在更是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箫，低婉沉重的箫声响起在朔风凛冽的寒夜中。
往常，徐向前爱吹些红军自编的革命歌曲，如抗日救亡满江红曲子等，有时也常教警卫员吹些《小放牛》、《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但他最喜欢吹的还是那首《苏武牧羊》。
此刻，在草地上，一曲《苏武牧羊》又从徐向前的胸中流淌、倾诉出来。在大巴山时，他是边吹边向身边的警卫员讲解吹箫的知识，说只有理解了曲中人苏武在茫茫草地牧羊时的心情才能吹好箫。现在，他一言不发，目不斜视，独自吹箫，尽把乱如麻的思绪、无处可谈的心里话、一肚子的无名火都吐入竹管中，化作悲愤难言的箫声。徐向前在后来曾回忆说：“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正是说的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的事。
徐向前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徐向前的劝说，仍坚持一意孤行。徐向前对此万般无奈，从此，一根旱烟袋更是难以离手，把与张国焘在政治上的分歧深埋在那缭绕的烟雾中。
徐向前在长征路上，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布短大衣，这件大衣还是１９３０年红４军在湖北黄安活捉匪首赵冠英之后，军部经理处特意为徐向前做的。１９３３年在四川巴中时，徐向前又在这件大衣的右前侧用块蓝布缝了个口袋，由于颜色不协调，这个大衣口袋并不怎么美观，徐向前自己却满不在乎，说只要实用就行了。这大衣口袋的实用处是干什么呢？原来是装他自己缝制的一个烟布袋和一根竹子做的烟袋。徐向前那时很喜欢吸烟，但当时没有卷烟，只好吸点旱烟叶，特别是观察敌情、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总要吸上两袋，结束一场战斗后也要吸上两袋，真像农民栽秧、割谷一样，下田干活或收工歇息要来上两袋。但徐向前的烟瘾并不像有的人难以戒掉那样大，他有时找不到烟叶，不吸也就是了。但在这二过草地的路上，徐向前却难以“戒烟”了，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一天之内就瘪了下去，有时“断顿”之后，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弄些干树叶来凑合事，就是这些吸起来又苦又辣的树叶，徐向前仍是吸个不停。
谁又知道，徐向前在长征路上究竟吸掉了多少公斤烟叶和树叶呢！
从此，为了南下红军的生存，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失误给红军带来的损失，徐向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军事上，力争打开战局，既然已经南下，就得先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
南下的队伍，失去了往日行军中的生动活跃气氛。有一天，徐向前和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两人相对无语，其实两人的心中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都想的是同一个问题，直到临起身继续行军时，徐向前才说了一句话：“我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怎么不知道南下会是个什么样子？”李先念也无不担心地自语道，因为他知道徐向前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在当时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十回 卓木碉立第二中央 南下红军出师少捷
草原秋深，昏沉沉的天幕已经挂上了冬的令符。
黄昏，残月如锈钩斜在天边。午夜，初雪如乱絮飘落遍地。原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一同南下的将士们的心情在这时甚为复杂，他们想念北上的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也挂念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秋风雪夜中，他们忆往事，三叹五息，有人草成五言一首，以抒情言志：
“夜来北风起，大地全变色。朔方夷民居，八月就飞雪；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南视平夷地，捷音何时得？悲我孤独身，身锁漠之野！嗟彼太上苍，何时现日月？”
当然，在这时也有欢乐者，最活跃的当属张国焘。为了师出有名，９月中旬，他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张国焘对军事形势的分析颇为乐观，毛泽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摆脱的——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在张国焘的作战图上成了“川敌残部”。现在，毛泽东远走高飞了，而他张国焘却是迎头赶了上去。毛泽东的北进在张国焘的《计划》中，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自己的南下则是“进攻路线”。
张国焘的如此政治宣传，不能不说是非常巧妙的一招。因为对红军士兵思想状况非常熟悉的张国焘，盅惑性地使用了“进攻”这两个字眼，在这时有着魔术般的法力。那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原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子弟，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是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的。因此，“进攻”的口号对他们具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当他们一听说南下要与蒋介石作战时，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张国焘正是利用了红军中这种广为拥有的心理，有呼有应，裹胁着千军万马杀向成都平原。
南下的道路两旁，一路刷满了“反对”和“打倒”的标语，尤以“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居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头像成了漫画的主题，并且严重丑化，若不是一边有文字说明，根本不知道这漫画上的人是毛、周、张、博。
在南下的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人数显著多于原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张国焘得意地对心腹交代说：“要注意同化战士！”他要把这些浩浩荡荡的队伍通统变作自己争夺权势的资本。
张国焘看着向南进发的部队，心中又在琢磨如何翦除异己，首先应找借口把为数不多的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清除”出去。他私下鼓动部队内部打架，从而找缝隙撤除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朱德察觉了张国焘的阴谋，劝告说：“我对下边有人打架是坚决反对的。我们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下去，下面再打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张国焘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你看不出来？现在的红军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先不说革命的话，你要不要命？我说我们大家当前的最主要问题是保命！再这样自己内部瞎折腾，红军的刀枪染上自己兄弟的鲜血，我说高兴的只有蒋介石！”朱德的话带有很大的威慑力。
张国焘没有再争辩，不知是他被朱德的话镇住了，还是在思考着别的问题。他的脑袋在来回摆动，思想在急速旋动奔流。
是呀，世事都如高山流水，顺畅时急流直下，遇阻时也要跌跌撞撞，苦寻那个法定的结局。雨水也好，泉水也罢，只要上了山，就再也收不住脚步，想止无术，欲罢不能。天下事都在流动中，万种物都在变化里。地球以它那“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速在运动，带动着球体上那些愿意动或不愿意动的所有生灵和没有思想的岩石、水流。
当太阳运转到地球上有文明史记载的公元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