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陈宇)-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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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5军、红32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9月14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1、3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刚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15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1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2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9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25军的单独长征。
红25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25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74、第75两个师,约7000人。从1932年到1934年夏季,红25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第4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5次“围剿”。由于敌人强大,红25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训令,指示红25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苏区。1934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25军在行动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向西转移;红25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11月16日,红25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区挺进。
红25军的长征就此开始。
这支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政委吴焕先等人的率领下,于此后的征途上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
红25军部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年龄结构上年纪普遍较轻。从军的领导到每个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这年,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才34岁。团、营干部多是20岁多点,有的还不到20岁。连队干部战士的年龄更小一些,年逾18岁以上的战士就是“老兵”。军首长直接领导下的军部交通队,都是不到18岁的小伙子,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每人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盒子枪,佩着红缨穗带,神气得很。以青少年居多的红25军,还有为数不少的12、13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还只是8岁的小孩子。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长征路上,红25军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
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
无坚不摧谁敢挡!
……”
红25军的年轻将士们就是唱着这激动人心的青年战士之歌,走上了漫漫征途。
大别山的峰峦,在红军将士身后渐渐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淡淡的墨绿。猎猎战旗下,红军向着豫西奋勇挺进,他们的面前是铺满了艰难险阻的荆棘之路。
大别山区红军突围西进的消息,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判断红25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出的可能,急忙调动40多个团的兵力,设下层层包围,前堵后追,企图围歼红25军于西进途中。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40军第115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作迎头堵击的准备;驻叶县的第40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行动;第116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25军进入伏牛山;“豫鄂皖3省追剿队”5个支队和第40军骑兵第5师,均随后紧紧尾追。11月25日,红25军长征刚好整10天。这天晚上,吴焕先率部在河南省象河关西北地区王店、小张庄一带,击败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剿队”后,继续朝方城县东北方向前进,计划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西入伏牛山区。此时,红25军距许南公路已不远,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一入山那就如鱼得水了。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领导决定以第224团、第225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223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国民党军,掩护全军行进。
气候好像有意要考验红军的意志,豫西大地一夜间突然寒流滚滚而来,呼叫的北风裹着雪粒搅得天地间一片乌烟瘴气,气温骤降。部队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于26日下午1时左右,进到靠近许南公路的独树镇附近。
雪越下越大,四野一片灰蒙蒙,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凛冽的寒风如利刃一般,刮过指战员们裸露的手和脸,那真像刀割一样钻心疼。冰冷透湿的单军装紧紧贴在身上,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因烂泥粘掉草鞋的指战员,冻成紫红色的赤脚上,又被冰渣、石块和荆棘划开一道道血口,雪地上留下殷殷红迹。此时,饥饿、疲劳、寒冷一齐袭来,指战员们仍咬紧牙关硬撑着,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向前移动。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
望着风雪中默默行进的队伍,几位指挥员不由得小声说道:“这个时候可千万别碰上该死的敌人,快过公路。”
真是担心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当前梯队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正准备由七里岗过公路时,雪野中突然枪声四起。抢先到达此地的国民党军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已埋伏好,对着正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猛烈射击。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红25军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