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陈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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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嗬！这个老张步步相逼来了。”此时的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考虑得那么严重。
　　６月１８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懋功，会见了恭候在这里的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并询问红四方面军及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就战略进攻问题，专门与朱德等人商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出乎毛泽东所料的是张国焘再次电致党中央，仍然坚持己见，反对中央“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到了这时，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立即与张闻天、朱德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接电后却没有立刻动身，故作姿态的等待在茂县，这里南距懋功还有近２００公里，道路并不怎么好走，骑马约需３天路程。
　　但又是１天过去了，张国焘仍没有动身的消息。博古有些火了，气愤地说道：“中央在我们这里，难道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去接他一个人不成？”
　　“也许他有什么困难，我们主动些，再向前走一走。”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说。
　　“也许那个老张考虑到我们向北走，他在北面等着，免得再走回头路。”张闻天从另一个角度体谅到了张国焘的难处。
　　“好吧，我们走，等在这里也是等。”急于会合后解决红军根据地问题的毛泽东向来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毛泽东等人说走就走，离开懋功向北行进。
　　毛泽东等人动身北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原来傲气十足的张国焘却有些坐不住了，他高喊道：“备马！”率队迎着毛泽东等人来的方向奔驰。与张国焘打过几次交道的人，都知道张国焘的性格就是如此古怪，遇事左右摇摆，爱拿主意却无坚定的主见，待人也是忽冷忽热。所以，在与毛泽东等人会合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如此显露。
　　“按这个速度，我们会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张国焘问时刻跟在身后的秘书长黄超。
　　“他们从懋功出发的时间比我们早１天，根据行军速度和道路情况，我们与他们相差约１００里，可能在两河口和抚边镇之间就能见到他们。”黄超回答。过去人们计算里程的单位习惯用华里，口语即简称里，１华里等于公制单位的半公里。
　　“从理番到抚边多远？”张国焘又问。
　　“１００多点。”
　　“那我们要快走！”张国焘扬鞭催马赶路。
　　
第二回　七常委握手抚边镇　张国焘发难两河口
　　红一方面军由中央苏区兴国出发，经历了８省，到达这川西北的懋功县。如果算里程，由兴国到遵义，是７１５０里。再加上从遵义出发到现在懋功的３２２５里，总共是１０３７５里。
　　刚好万里的长征路，前面的路还有一半多呢！
　　６月２２日下午５时，抚边小镇村头。毛泽东伸出宽大的手，欢迎张国焘前来。当时给毛泽东送信的康先海等人，目睹了长征路上这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记述说：毛、张二人见面后，先是对视无语，互相紧紧地握着、摇着对方的手，还是毛泽东先启口：“可惜啊！”
　　张国焘接着说：“我来接客，难道犯罪不成？！”“是吗？接客很好，但要有个家。没有家，把客放在何处？”
　　毛泽东的话语中明显带刺。
　　毛泽东、张国焘两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至此，旁观人才明白毛泽东是在说红四方面军不该全部撤出川陕根据地，在两人未见面前已有电报交涉。
　　人们哪里知道，也许这正是两军分裂的不良开端。
　　此时不足３０户的抚边小镇，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物几乎都在这里聚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７人。政治局常委另外还有３人是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远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川湘鄂黔边红军中的任弼时。因此，可以说抚边小镇一夜之间成了中共中央的首府，中共中央的７位政治局常委在这里相聚大握手。
　　张国焘是带１个骑兵警卫排从茂县赶来的，这高大的马队，整齐的卫队衬托着傲气十足的张国焘，愈显得张国焘的高傲。他下马后没有前行，而是站在原地，等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走上前来握手。
　　论年龄，这年，毛泽东４２岁，张国焘３８岁，两人仅相差４岁，但面色憔悴的毛泽东与丰满红润的张国焘相比，则显得要老得多，外表年龄至少也要相差１０多岁。特别是毛泽东等人破旧的灰色军装露出被泥土染成灰色的棉絮，与张国焘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形成很大的视觉反差。这种会合的场面真像是穷亲戚在会大富翁。
　　会见时，沉闷的气候好像在预示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要有段昏暗的风波历程。天空中的铅云越来越低，雨点越来越密。贴在墙壁上的标语在雨水中被打滑，有的开始脱落；用白色石灰水刷上墙壁的欢迎口号在骤雨的袭击下开始化作白水下流。张国焘的晚到使他成为抚边小镇的“贵客”，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在如此大雨滂沱中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仪式。
　　毛泽东等人由于在雨中等候了一段时间，衣服已被打湿，特别是那软塌塌的帽沿经雨水一淋，不免显得有点滑稽。
　　神气十足的张国焘在警卫员的打伞护卫下，大摇大摆走上临时搭成的主席台。
　　欢迎仪式由聂荣臻主持，朱德和张国焘讲了话。
　　朱德在欢迎词中说：“两大主力红军的汇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欢迎会师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在朱德讲话时，张国焘注意到了在座的中央领导们的穿衣着装都非常破旧，毛泽东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这种十分寒酸的样子，显然并不全因为是他们的军装在滴着雨水。
　　“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呢？一副败军的模样。”张国焘的心里在嘀咕，他向台下故意望了望，好像是在清点人数，然后转身低声问周恩来：“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你指的是在何地的？”周恩来的缜密思维总是要比别人多转个圈。
　　“当然不是问台下这些人的数量，我指的是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现在还有多少？”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从张国焘的眼神后面看出了问话的含义，也就故意绕着弯子不直接回答问题，并且机智地反问对方。
　　“１０万。”张国焘所报的数字是夸大了的，红四方面军实有８万，比实有人数多说了２５％。
　　“噢，会合后我们红军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倾盆大雨中，周恩来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他好像是在静听朱德的讲话，实是想避开与张国焘再谈论红一方面军的实有人数问题。
　　然而，张国焘却不知趣地紧追不放，继续歪着头问周恩来：“我们１０万，你们呢？中央红军现在有多少？”
　　周恩来看来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行了，可究竟说个什么数字合适呢？中央红军在这时实有人数１万多，但对显然心存二意的张国焘不能以实相告。
　　张国焘的眼睛直视周恩来。周恩来从容地伸出３个手指头，扬了扬。
　　“３万？”张国焘的反问声。
　　周恩来点了点头。这个３万数字的夸大比例显然要比张国焘的还要大，比实有人数多说了近２００％。就这样，周恩来在事后还感到说少了，应该公布一个让张国焘认为是开玩笑的天文数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才好。因为张国焘以后就是在这个人数问题上向中央发了难。
　　张国焘和周恩来的耳语和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张国焘，注意到这位张副主席的身体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低声问坐在一边的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他的头部负过伤？”
　　“你是说张主席，没有啊！”黄超回答。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习惯称呼张国焘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主席”，而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张副主席”，这对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来说，听起来感觉到有些别扭。
　　“对，我是问你们的张主席。”毛泽东在这时把“张主席”３个字读得很重，继续问道：“他的右耳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伤疤？就是那个红圆圈。”
　　黄超听到毛泽东是说张国焘右耳轮上的那个酒杯大的红色印痕，笑着解释道：“你是说那个红圈。这是张主席工作特别忙的标志。”
　　“会忙在耳朵上，让别人咬了耳朵？”
　　“张主席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党政军民的大事都要管，辛辛苦苦为四方面军操劳。他每天一起床就打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那话筒常年累月地压在耳朵上，能不压出一道沟沟嘛！”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没有再言语。
　　站立在一边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听不懂别人的窃窃私语，也直盯着张国焘的右耳朵，看样子他也在琢磨：“张国焘的耳朵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的如此兴趣和注意呢？”
　　时年３５岁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与中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也就再没有去观赏张国焘的耳朵。
　　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着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战员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在认真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他的讲话热情而朴实，给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国焘在讲话中则十分强调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却显然不愿意听这种“为了谁”的话。
　　“渡江怎么能与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对立起来呢？”毛泽东不满意的声音很小，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得到。张国焘可能是没有觉察，他继续口若悬河地讲话：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所以我们大家都习惯称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中央机关自西征以来，一直处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就会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