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2-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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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自尽的消息。
蒋介石读了陈的遗书后，颇为伤感，为他写下了“古今完人”的匾额。陈布雷的葬礼也办得隆重风光。在大敛和公祭仪式上，蒋介石两次率领政府要员出席，说明他对陈是有感情的。他还特派蒋经国与陈氏遗属一起护送陈布雷的灵柩往杭州安葬。《观察》以“特约记者”身份的知情人透露：
廿年来患难相随，忧乐与共的职掌总文案和内府机密的陈布雷之敢于在自杀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则以死明志。这件事在政局发展的研究上是颇值得参考的。……陈乃觉国运不绝如缕，而他的“领袖”又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干到底，既倒之狂澜已无挽回的余地，终于以死谏之。＇1＇
陈布雷之死是一个象征。当年北伐时，像他这样的一批立志救国的人投身国民革命，希望能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他们曾为蒋介石政权尽心竭力，不辞辛苦。但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独裁，国民党官僚在经济上的腐败，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经济的崩溃，军事的惨败，使陈布雷这样的人彻底绝望了。旧道德的束缚使他无法解脱，只能选择自杀的下策。惟一可以安慰的是，陈布雷的灵魂安宁了。他静静地躺在西湖边上，不用再看到半年之后，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惨状了。
观察特约记者：《大局外弛内张》，《观察》第5卷第16期，1948年12月11日。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1）
1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后，国统区内的民主政治团体不复存在。一些坚持民主信念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掌握的报纸、刊物，继续同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两家：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
储安平
储安平的《观察》周刊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虽然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却信奉“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他们没有党派，被称为“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储安平的自我定位是：“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
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1＇与民盟等积极参政的做法不同，这些“自由思想分子”尽可能地模糊“政党”或“组织”的概念，表示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也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他们希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1947年3月。
望能走第三条道路，将中国引向民主。1948年1月10日，萧乾为《大公报》起草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明确表达了这个立场：
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自由主义者不是看风使船的舵手，不是冷门下注的赌客，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立场是否太理想化了？在当时国共尖锐对立的状态下能做到吗？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空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1＇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刊的《观察》第6卷第1期上，回顾了自己在国统区办刊的经历，反省道：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内心是空洞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这种矛盾的心理集中体现在储安平的代表性论文《中国的政局》中。“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思想使他对双方都不认同，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则是充满疑虑。他写道：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与“无”的问题了。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立场。他们一边在批判现实，一边在探索中国的出路。至少在1947年，他们自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自认为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改革，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必能安定中国。然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高压，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
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
2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国民党由强大走向衰败，国统区经济的恶化，迫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起来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就连平日最温和的学者，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奋起抗争了。朱自清教授在《观察》上发表文章说：“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样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地不顾一切地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些希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1＇但是知识分子温和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去参与“造反”。吴晗教授这样描述朱自清：“整饬、谨慎、周到、温和、宽容、高度正义感，加上随时随地追求进步，这些德性的综合，构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不过，在有的场合，他会告诉你：‘请原谅我，也许是年岁太大的关系，太刺激的文字于我不适宜。你们要斗争是可敬的，不过，我得慢慢的来。’事实上，几年来他确实是在向青年学习，他出席每一次学生主持的文艺座谈会，讨论《李有才板话》、《赵家庄的变迁》、《王贵和李香香》，提出极精到的意见。”＇2＇从幽雅的《荷塘月色》到山药蛋味的解放区文艺，这位走出象牙塔的学者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革命。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2）
＇1＇＇2＇朱自清：《论不满现状》，《观察》第3卷第18期，1947年12月27日。
吴晗：《悼朱佩弦先生》，《观察》第5卷第1期，1948年8月28日。
一向以“民间”、“中立”自诩的《大公报》，为了维持生存，从蒋介石宣布“戡乱”起，《大公报》就慎言慎行，社评的语调尽量温和，报道的消息尽量不与《中央日报》差距过大，副刊尽量登一些闲适的散文。惟一可取的，就是还报道一些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战争动乱中饥寒交迫、饱受煎熬的见闻，以期使当局看到民众的呼声。《大公报》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了激烈的抨击。首先是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游行，遭到军警的镇压。《大公报》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慨。他在《观察》的评论中写道：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