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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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
在习惯上,所谓老师,它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它包括「言教」与「身教」、包括「经师」与「人师」,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从「童子之师」进而为「百世师」,再从「百世师」进而为「万世师表」。
但事实上,这两个层次常常不能双轨并行,所以一千两百年前,「师说」的作者就大声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可复知矣!」
不过不并行也没关系,做老师的,只把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做了,也就差强人意了。
但是,当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第一第二两种层次都无法表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
师不师。师哉?师哉?
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师」的名分,是否还存在?尽管这种「师」的芳名,还在学校的名册里面;尽管他们的躯壳,还在讲堂黑板的前面。
当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止境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当这种延续,已经形成「学网」或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须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坏学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诛地灭」的危险,来触一触「网」或剪一剪「须」呢?
我们觉得,这种触「网」或剪「须」的举动,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对「师道尊严」的真正维护没有一个热爱老师的学生会眼睁睁的看他的老师走进不长进的死巷!没有一个热爱真理与是非的学生,会坐视他的老师走上「师不师」、「误人子弟」的绝路!
所以,当有人忍不住了,终於出面「上条陈」,请老师们不要败坏中国学风的时候,心情的沈痛是双方面的,老师方面觉得「生不生」,学生方面也觉得「师不师」,於是,对气量狭窄的人说来,「责善则离」的裂痕,便不难发生。
唯一能弥补这种裂痕的法子,是双方都不要忘记什麽是真正的「师道」,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学生出面批评老师,做老师的似乎不该有悻悻然的小气派,尤其不该说:
「个人的行为,你不可批评,何况,你的态度不好!」
有这种论断的人,至少有两点解释可供参考:
一、如果只就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言教」、「经师」)而言,老师个人的行为的确不该批评;但是若从立身楷模的第二层次(「身教」、「人师」)而言,个人的行为会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除非老师小看自己,除非学生小看老师,这种对个人行为的批评,是可以的。何况,这两个层次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即以孔子见南子一事为例,「子路不悦」的,岂不是由第二层次怀疑到第一层次?如果孔子当时有女弟子,对女弟子多给分数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许会再来一次「不悦」罢?由此可证,子路对他老师的「不悦」,又从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悦」,真不愧是「圣人之徒」的作风,真不愧是对孔子最大的尊敬,因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见不得阳光的「童子之师」,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学教授。
二、关於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麽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迳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太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於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
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於」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後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蓦、林俊、冯恩,……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麽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於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後,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夫代大匠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麽「师道与是非」,我想,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叁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七十叁期),用台湾
大学文学院做例子,指出高等教育的黑暗与腐败。文章一发表,便遭到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我快人快语、有的说我勇气十足、有的说我哗众取宠、有的说我大逆不道,并且,照例地,又有人说我被人指使,不过这回似乎不再是被「二百五十元收买的职业诽谤家」了,这回可能「涨价」了。
真的,如我被「收买」,我倒真愿意「涨价」,这样年深日久,我可以积少成多,腰缠
万贯,然後学服尔泰,一面做股票生意、一面骂人。至少那时候,不会再有任何人骂你是被「收买」的了,谁再说你被「收买」,你就抛笔钱给他,叫他自渎、叫他写文章自打嘴巴、叫他做「文妓」叫他歌颂你做「中国最有钱的伟大文人」或「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化老鸨」。
「伟大文人」也好、「文化老鸨」也罢,这些至少都是二十年後的事,属於前者或属於
後者都还不知道,先按下不表。
一位台大文学院的老教授读了我的文章,居然天良一闪,感慨道:「不知道文学院内幕
的人,会责备李敖言过其实,但是知道文学院黑暗的人,却反倒会埋怨李敖骂得不够狠,保留得太多!」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
没有人知道我写这篇惹祸文章时候的心情,当我把这篇文章写好的时候,我笑着对自己
说:「PrideLee,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把你所知道的文学院的腐败只写出一小部分,这对你这种刻薄成性的人说来,不能不说是厚道了!但是你别高兴,没有人知道你的宅心忠厚,你千含蓄万保留,他们还是照样要骂你缺德、骂你造谣、骂你藐视师长!」
果然,果然,果然不出所料。
大人先生们亡羊补牢的办法,有下列几种:
一、开会讨论,商讨对策。仔细查究,谁是幕後人,查究结果,幕後人姓莫,名须有。
二、虽然明知无幕後人,但在宣传上,还是要说李敖是受某某人或某某集团利用。
叁、研究是否开除李敖在台大研究所的学籍,研究结果,不开除,免得事态再扩大。
四、由人出面在台大演说,由蟑螂谈到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