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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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老K明明出卖了外蒙古，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其谎言无耻，真是中外罕见。
如此参观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方面，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假戏的，以便使国民党得以御卖国之责。演出这幕假戏的国民党代表是雷法章。据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之四》，雷法章“湖北汉川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一年，转赴青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廿六年，抗战军兴，先生开始随军转移，从事敌后工作，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又调兼民政厅厅长。卅一年，改任农林部政务次长。卅三年，调任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转任渐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卅七年，又调任考试院秘书长。四十一年六月，复膺待命，出铨叙部部长，以迄于今。”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时，他的身份，正是内政部常务次长。
一九八一年三月，雷法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有回忆如下：
抗战胜利以后，中苏签订条约。政府同意外蒙古完成法津手续之后，允许其独立。而所谓法律手续，即是举行外蒙公民投票。至于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对于投票工作之进行，并不能主动干涉。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则应促请外蒙当局，派遣代表团至渝，与我外交当局商定之，在居留外蒙期间，一切言语行动，务须特别审慎，避免发生任何枝节。法章外蒙之行，即在奉行此项使命。归国后所提出之报告，亦在上述使命范围之内，并无逾越。参观与监督不同，任务范围亦大有差异也。
政府遣派参观外蒙公民投票之代表，虽为法章一人，而奉派与法章同行赴蒙者，尚有十一人。居留库仑六日，实地参观投票情形，并考察外蒙各种事业情况。归国之后，编制报告，赍呈中央。该报告共分四节，都六千言。一为在外蒙古工作概述，二为外蒙古公民投票情形，三为在外蒙古各种参观情形，四为参观后之感想。内中对外蒙当局甘受苏俄诱骗，而不自觉，以致背叛祖国，附庸苏俄，以及苏俄对于外蒙施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控制外蒙政权各节，叙述颇多。因苏俄侵蒙，人所共知，法章赴蒙参观，所得实际认识尤为深切，据实报告政府，乃责所应当，焉能有所忽漏。
关于公民投票情形，除详细报道其办理之程序、方法、与手续而外，并特别指陈“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严密，乃显然之事实也。”及“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系掩耳盗铃之举”等语，报告中央。至于当年政府公允许外蒙独立，系根据中苏条约之规定，事关政府适应当时国际情势之最高决策，初非依据法章之报告，而所作之决定，事理甚明。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
苏俄侵略外蒙，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藉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
雷法章又说：
回忆法章从政，逾二十年。忠党爱国，笃实谨慎，为生平素志，从未曾取巧亏职，自背良心。先是，主持青岛市教育，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著成效。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抗战发生随沈主席鸿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继并代理主席职务。号召青年，争取民众，从事游击战争，树立敌后政权，破坏敌人统治，日军竟悬赏伪币百万元，求购法章首级。其衔恨之深，可以想见。凡此种种，当足以证明法章忠于国家之事实。抗战胜利之后，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代表政府办理此一忍辱负重之历史任务，体念国家付托之事，安肯违心论事，丧权辱国，自毁历史哉？苏俄强暴，举世愤恨。政府今日从事反共抗俄，胜利在望。光复大陆之后，拯救名存实亡之外蒙古，当为急要之图，惟是已往史实，本有其时代背景，非可一笔抹杀。法章确信当年政府当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自尊心，与保存民族光荣历史之自信心，远在任何爱国志士之上。然所以必采断然处置，允许外蒙独立者，当有其万不得已之理由与苦衷，非局外人所可了解者，吾人信仰领袖，拥护政府似已勿庸于再议。法章才识谫陋，谬膺政府派遣，曾为参与此重大国事有关事务之一员，鉴于当时情况，难以得人了解，易生误会，用为说明实际情况于上。
奉命谕，不吭气
雷法章这一回忆，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公布之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叫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处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帮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老K大员的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老K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
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谨慎将事，归国则忠实报道。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何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作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之报告，亦未果行。”
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老K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公民投票”结果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老K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不也不敢吭气了。
“公民投票”大特写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这一真相，雷法章在《中外杂志》发表《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仑视察记》，有大特写如下：
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决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第一、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办理公民投票的事务人员的面签字，谁敢签名在反对栏之中？即令鼓起勇气这样做了，难道不怕事后遭受严重的清算？在这种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人民便失去了自由意志，这是“控制”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了秘密的无记名方式，其结果一定要改观。第二、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即以投票的四十八万多人估计，就有将近廿九万人是不识字的，已是投票人数中的多数。他们之中纵有坚定的意志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是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在指定的一栏中捺指印。这些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也绝对不会指示他们捺印在反对栏之中，结果他们是被欺骗着捺了一个违心指印而不能自觉。这是“强奸”了人民的真正愿望。假如改用别种易于辩识的方式，如赞成者用红票，反对者用蓝票，随人民的志愿去领用，则结果的差别一定很大。第三、人民如果反对独立，不敢公然表示，他却可以采取消极抵抗办法，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