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6李敖杂文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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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就是袁宏「后汉纪」中所谓的「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任何有违这一规范的，都会被扣上「名教罪人」或「有伤名教」的大帽子，被斗得死去活来。这种名教思想，是中国人独有的法宝，洋鬼子是学不到的。（对名教的解释，有两个旁支：一个是顾炎武的「名教」，解做名誉与名声，这不外是「管子」中「名教通于天下」的别说；另一个是胡适的「名教」，乃专指姓名与文字迷信而言。皆非正说也。）
中国人的贪污思想
贪污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贪污思想，除了恶与人同之外，又有它独立的特色，应该特别研究。
中国人的贪污分三大类，一类是贪得无厌型、一类是政治作用型、一类是应付开支型。
贪得无厌型是指贪污所得，根本不是用来花费，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心。明朝严嵩贪污，家产可支付好几年国防预算；清朝和拔郏也芍Ц�20年全国预算。……………。这样庞大的贪污所得，当事人虽寿同彭祖，活八百岁，也花不完，所以这种贪污，只是病态的「贪污狂」而已。
政治作用型是指贪污避祸，根本不是要贪污，只是消弭人主的猜忌。汉朝萧何「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目的无他，意在告诉汉高帝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宋朝石守信被「杯酒释兵权」后，「专务聚敛，集财钜万」、「募民軰瓦木，驱迫甚急，而佣值不给」，目的也无他，意在告诉宋太祖我无大志，只是爱钱耳。………………这样有意的贪污自污，当事人实非爱钱，但是格于人主，不得不爱它一下。此类政治作用的贪污，有的甚至是奉命的。南唐以五万两银子贿赂宋朝赵普，人主却说「此不可不受」，最后南唐派本家老弟来朝，人主除赏赐以外，秘密送来红包，打开一看，数目正与五万两银子相等！可见奉命贪污，可做为人主明察秋毫的政治作用，贪污之为用，亦大矣哉！
应付开支型是指贪污原因，根本在入不敷出。有趣的是，这种入不敷出，并不以小官穷吏为然，封疆大吏也一样。在后魏时代，根本没有官禄之制。清官贫苦异常。如高允住草屋、吃盐菜，儿子要采樵自给，才能活命。到了明清，也好不到那儿去。明朝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活母亲妻小。到了清朝，总督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五十五两，都不能活。雍正创制「养廉银」救命，但是行之既久，物价上升，其廉也未易养，再加上财政拮据，「养廉银」也停支或减少，发挥不了作用。政府方面，一方面养廉，一方面贪污，最明显的是卖官鬻爵，做官要捐，才有官做。并且越捐越不值钱。一个知县，在干隆时要捐四千六百两才能做，到了光绪时，只要二千六百两就成交了。照许世英的回忆，一名小京官的官俸是纹银七十两，但可分到「印结费」三十两。「印结费」就是捐官晋京朝见时的「孝敬」。晋京朝见，必须同乡京官用印具结做保，被保的人，一律要出钱，汇集起来，由同乡京官公分。因为京中开支大，必须贪外官之污，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外官不贪污，也不能活。于是贿赂公行，满朝皆贪污。可见这种公然的贪污，是制度使然。制度使中国人不以贪污为耻，制度腐化了世道人心。
国民党调查局在二月一日成立了肃贪处，准备大举惩治贪污，我看了很好笑。中国人惩治贪污，从明太祖剥皮到国民党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的死刑条款，何代不严？但贪污之事，何代无之？根本的原因很多，在政府方面，制度上必须修正两点，方有起色。第一是监督工作，不能出自政府本身；第二是薪金给付，必须合乎情理。例如公务人员房屋津贴每月七百元，这种数目，连间厕所都租不到，如何养廉？这样开玩笑，人不贪污，其可得乎？
國民黨的前途在那裏？－－”大勢已去！”
竺可楨是留美博士，從一九三六年起做浙江大學校長，一做十多年，由於他是浙江人，尤得蔣介石的看重．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條下，有這樣一段紀錄：”晚飯時，先生談起’竺可楨的太太是姜立夫的妹妹；這位太太死後，再娶陳源的妹妹．這位陳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你想，校長住在禮堂的樓上，他的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從這段話裏，看出胡適的意思是，國民黨丟掉大陸前，他的老朋友竺可楨不肯來台灣，是因為”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不過在我看來，事實卻非如此．
蔣經國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列席立法院第五十五會期第一次會議口頭施政補充報告－－”推行開詹脊牧苷巍睍r，有這樣的話：”我覺得今天特別要注意的，是心理建設．現在一般人覺得民心很安定，但只是安定，還是不夠的，我覺得今天的民心要從安定轉向堅強，祇有堅強，才能擔當重任，才能求得我們的本身的生存．如何使民心從安定轉向堅強，就是我們要始終執有堅定的信念和信心，在任何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動搖，不懷疑，不灰心，這個堅強的國民信心，要確實地建立起來．我想到民國卅八年由上海撤退的時候，總統蔣公從舟山派經國到上海去，請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到台灣來，我在一間醫院裏找到他，向他說：總統蔣公請他到台灣去，他想了一下說：’謝謝總統的好意，我想不必了！’我說為什麼呢？我今天就可陪你到定海去，他嘆了一聲說：’大勢已去！’我問他為什麼大勢已去了，他說你到台灣能去多久呢？半年或頂多一年．我說不是吧！後來無法再談下去，他反而向我說，你也不必到台灣去了．我就發惱了，我說：’人各有志！’就不握而別．像他那種人是短視，只顧現實，看不遠，看不到大的問睿f大勢已去，試看我們從大陸來到台灣有二五年（按：他媽的還好意思說？！無恥！），不僅繼續存在而且蓬勃發展，今日國家世界的大勢乃是共產主義一定崩潰，共產制度一定滅亡．”
從蔣經國這段話裏，我們看到他當年去見竺可楨，地點是在上海，而不是在杭州，自然不發生”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的問睿梢婓每蓸E不肯來台灣，純粹是他對國民黨的天下已倒盡胃口，洠в袆e的原因．
想當年在國民黨丟掉大陸前夜，真正有良知的中國人，對國民黨均已倒盡胃口．他們之中，或因個人的，家庭的原因，不得不離開大陸，但那只是對共產黨的逃避，並不是對國民黨的深情．宗榮祿”天民回憶錄”中說他因父親的原因，為之發誓反共，來台灣前，他的朋友宋偉霖問他：”你去幹嘛？國民黨已壽終正寢，你還想親視含殮．”這話可真一針見血．多少來台灣的外省人，其實都未嘗不以”親視含殮”的心境來看國民黨的．陳债斈陮ξ艺f：”共產黨的失敗，並不就是國民黨的勝利．”可見縱使”國家世界的大勢”如蔣經國所說，別人一定”崩潰”，”滅亡”，但國民黨的前途，又在哪裏呢？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打着民主反民主/李敖1988。07。24
国民党性好媚外，媚外之道多端，其中一项，是喜欢把条条大路冠以外国人名，从史迪威公路到麦克阿瑟公路到罗斯福路，一干路等，都是证据。罗斯福路是纪念美国小罗斯福的，此公能当上总统，得力于一员大将使他上路，这员大将，就是史密斯（AlfredEmanuelSmith）。
史密斯外号「快乐战士」（HappyWarrior），他是美国民主党的掌门人，四任纽约州长，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热情拥护者，有的人发觉民主有流弊，主张来点别的，史密斯笑起来，他说下千古名言：『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Alltheillsofdemocracycanbecuredbymoredemocracy。）
这句名言，国民党曾加以剽窃，说是他们祖师爷说的。事实上，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只有对民主有深刻理解与信仰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国民党差得远！
国民党差得远，民进党又如何呢？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公开学生或私淑弟子，许多民进党员对民主的理解与信仰，其实也是可疑的。可疑中最有趣的，是他们对民主的行动诠释。民进党争民主，我双手赞成；争民主付诸行动，我也双手赞成。但是行动起来，必须「更多民主一点」，才能无负初心。可是，事实上，一次又一次的，民进党却在以行动作贱民主，对民主作走火入魔的行动诠释，这样子干法，又比国民党高到那儿去呢？
例如民进党式民主，动辄搞群众大会声讨，进行请愿。群众大会是最欠理性的，是独裁国家的煽情法宝，本来就容易对民主构成伤害（yubar按：发动集体签名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民进党搞群众大会于先，再进行请愿于后，配合之妙，无异火上加油。请愿并没有什么不对，「请愿权」（rightofpetition）是今日各国宪法（包括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所承认的人民权利之一，当然可以行使，但是请愿的本质，有它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向统治者陈情。英国国会在起初并不能制定法律，法律是国王制定的，议员仅能向国王陈情，请求制定法律以纾民困。由于同类案件过多，所以请愿开始合并，以集体作业行之。进而演变成国王根据两院的献议（byandwiththeadvice）制定法律，而国会于是取得制定法律之权。进而在1689年，以『人权清单』（BillofRights）规定向国王请愿为人民权利。这一观念与制度，自此风行世界，形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因为请愿的历史背景是向统治者陈情的，所以在气氛上，它是一种心平气和的陈述行动，而不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暴乱行动。今日各国宪法所规定的请愿权，立法原意，都是要求下情上达、有话好说，这样才符合民主风度的规格。
以前在大陆，安徽学生向军阀请愿，军阀开枪，有的竟被打死了。后来胡适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话是「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意思是说，人要作战而死，不要求情而死。请愿基本上是一种陈情行动，被陈情者如果顽如军阀，就该革他的命，而不要向他求情；相对的，如对「更多民主一点」有所理解与信仰，就该有民主风度的去请愿。一方面向立法院请愿，一方面又粗暴的拆立法院招牌，这不是民主风度，这种人，有种就去革命，实在不必作贱民主如此。国民党打着民主行独裁，固为我们所痛心；民进党打着民主反民主，也为我们所疾首，热爱民主的人，务必保持警觉，别被他们带入歧途。
邓朴方忆受难岁月/李敖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折磨，自楼上推下，以致半身瘫痪。日前他接受香港明报访问，今日中国时报转引内容如下：
邓朴方忆述文革时父亲被软禁，相隔四年多再度见到老爹时说：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