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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记丁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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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兴起,以及几乎是反手间的“民族文学”的成立,两方面的作者与作品呢,作者名字那么多,且仿佛有许多人的名字还极其为年青人所熟习,至于作品却没有一个人能从记忆里屈指数得出他的数目。因为依上海风气,这些作家们照例是先成作家后写作品的,还常常使远地读者刚来得及知道他们的派别时,他们自己又早已新起炉灶成为另一种人了。    
    这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华民族本来的性格,然而一个文学发展史的叙述者,却可以把这种性格的形成,解释为“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后当然的结果。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暴风,有什么不成?文学原许可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向,但认清楚了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我们希望每个作者当他既认为必须在某种态度下制作作品时,先不缺少认识他那所取方向价值的能力,他还不能决定那方向的得失时,就莫太勇于然否,他既决定他的信仰时,就莫因为稍受打击便即刻“投降”。然而十年来的政治现象,正奖励到所谓“自首”这种人,上海商人所支配的书业,则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随时改成各样入时面目以引诱读者,作为赚钱牟利的张本,因此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除掉一些不足道的新海派文人与永远皆在那里转变的投机分子外,也就正只是用着一批身在上海为商人帮闲而活着的闲人、一批置身大学顽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种种小丑姿势,以个人生活上的恩怨与个人情感上的爱憎为基础,展开了理论的场面,在也算是争斗寻觅中打发了十年日子。十年来成名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说话时总仍然只埋怨中国还无莎氏比亚或托尔斯泰。成名的闲人,则带着本身在各刊物上丑诋造谣的故事,走入老境里去,沉默了。其中凡稍稍乖巧的,则又另寻出路作其他事业去了。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鲠直倔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形式,需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只时时刻刻作着负隅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边受了威胁的小小一点,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处远处自己所能作所应作的事情。


第三部分 记丁玲第19节 并不十分寂寞

    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遍群众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于生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若把这种种情景,排列在吾人印象中,同时且记着两人活着时作品之被同志所忽视,又如像丁玲女士一本销行最好的书《××××》,当海军学生被捕急于要钱时,某书店用一百六十元购取了她这本将近十万字的创作,以及被捕以前的年前十月里,穿了单衫过英美烟公司工人处作××谈话,想向某书店弄二十块钱还办不到,刚一被捕则书店中人便借她发了财,且誉之或承认其为革命作家的也就只是这种商人,真使人愀然无话可说。寂寞的生与悲惨的死并不稀奇,商人又有什么可稀奇呢?这一切原皆十分自然,不过说出来时,在读者间或稍稍以为古怪罢了。    
    中国知道敬重英国作家的有人,爱好俄国作家的也有人,但这些人却并不需要认识本国自己的作家。读者间照例缺少作品抉择的能力,必需要批评者来作主。大多数的批评,既然只是书业中人所作的广告,结果则销行最好的书同时也就成为内容最好的书。教授的文学观念、战士的文学观念、政府的法律、读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残中国文学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为此一观念所拘束,就为另一观念所缠缚。政府对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为毫无见识极其可怜的分子。使人更觉得寂寞处,便是数及对于作家还有些微善意种种方面时,我们还不能不把上海经营新书业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因为现在有人能从丁玲女士作品认识她爱敬她,且觉得她的作品美丽精深与伟大的,最应感谢就还是上海的书店大老板们!书店中人使她生活下来,当时社会的统治者正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当时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的。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照例是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样一件事情的。    
    我们所经营的事业,既在极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败,三种刊物皆停顿了,自然也就轮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设法来还债了。按照情形说来,则单是上海方面各书店积欠《红黑》的账款,若可结算清楚,已经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这种账目自然是无从清结的。外埠的账则按照习气,更毫无收回的希望。故我们皆想作点别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事情,只除了做官,我们皆预备去试它一试。    
    文章自然还得继续作下去。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民族文学遭受奚落,经营新书业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归,整个情况渐趋衰颓时节,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的两人。)    
    我过吴淞中公教书约一个月后,适之先生听说海军学生夫妇,皆因为写文章已不能解决生活,便找他问是不是想作点事情,海军学生回家时,便从吴淞邀我过上海去商量,还是“死守残垒,在上海支持下去”较好?还是“暂变计划,向外省过些日子”较好?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原来就想作事,既有了作事机会,当然还是作事!”    
    商量结果结论也就只这样。但假若一个去外省做事,另一个又怎么办?便成为新的应当好好处置的问题。当时海军学生可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山东高级中学,一是河南某中学,应去的地方既一时还不能决定,故丁玲如何也难于决定。后来海军学生已决定去济南,地方离上海不远,为了一个人教书方便,一个人写作方便,故两人就暂时分住两地。海军学生独去教书;丁玲女士则留在上海,仍然写她值三块钱千字的小说。萨坡赛路一九六号换了个二房东,仍然贴了招租条子,故她又仍然住在那人家三楼。鲁彦从福建来,恰好也住在那里,互相原就认识,故她也并不十分寂寞。    
    海军学生过济南时,两人原已约定,教书的应认真教书,不许成天写信,作文章的也应好好作文章,不许成天写信,必需半年后教书的赚了一笔钱,写文章的积下了一批文章,方可见面,再来讨论新的生活方法。这种计划当然极好,因为也只有这种计划,两人方能把生活展开,基础稳固。要作事顺手一点,似乎也非如此不可。    
    海军学生抱了满腔希望一脑子计划上火车后,为了实行两人计划,丁玲女士也当真写了些文章。海军学生则一到济南不久,就代理了高中部的文科主任。照此情形下去,如果两人能好好支持到年底,自然各人皆会有成绩。但两人似乎还像年青了一点,从上海过济南的信,大约总只说上海如何沉闷、如何无聊;从济南过上海的信,大约也总只说济南如何无朋友可以谈话、事又如何忙、学生又如何好。这样一来,济南的这一个既不能过上海,却已无理由不让上海那一个过济南了。    
    可是总共不到一百天,两人又从青岛回到上海了。两人一来住在环龙路某三十三号,一见面问他为什么又跑回来,就说济南不是教书的地方,风潮闹得不成样子。第二天,我又去找他们,海军学生方独自告我,他们回来简直逃脱的。只说省政府要捉他们两人,为闹风潮还是另外为别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说我也就不详细去问。照我估计则实在如另外那篇文章所提及的事情!    
    “山东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观,也许因为风潮扩大,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谁比武,记起君子明哲保身的格言,故即早跑开吧。”    
    过几天,我从冯沅君处多明白了些这两人从青岛逃出山东的原委,我当时可糊涂了。两人虽同当时左翼作家中态度极诚实的姚蓬子相识,同另外一个×也常见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是不会同某方面组织接头的。并且稍前一时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为政府商人两方面的合作,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稀奇的。    
    我因此另外听到了些关于两人态度转变的说明,这说明当然是荒谬的、极不得体的。因为关于这转变,海军学生同我自己是也已谈过了的。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他们不欲明白这问题适不适宜注意,却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们觉得文学自由主义与典型主义,一则容易使作者精力糟蹋于官能感情的歌诵中,一则容易使读者情绪沉浸于历史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荡,后者使人衰老。他自己得要一点拘束,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他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第三部分 记丁玲第20节 陷入非常穷困

    好在上海不比济南,既然回来了,在租界上是不会被捉的。两人即或想把文章倾向弄得严肃一些,上海方面熟人多,文章处置总还不很费事,两人就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把日子打发下去,也许比教书还可以弄出点好成绩来。两人要更强硬一点,把自己搀进广大群众里去经验一份新的生活,做工,不拘向什么工厂做工也算不得什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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