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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余秋雨文集-余秋雨--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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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一大堆华文书,背着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眷恋,他回国了。他肯定会去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但华文书太重,他走得很慢。他还不习惯出远门,不会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几乎是抱着华文书走的。他回过头来向我招手,但不愿大声地说什么,因为他对我说过,他的华语有很重的马来腔,怕别人笑话。然而他不怕别人笑他抱着行李、趿着拖鞋回国。啪哒、啪哒,他的拖鞋已踩过了国境线。

其五

那天,许多年老的新加坡华人都挤到了一个剧场中,观看一台从台湾来的相声剧,相声剧的编导是35岁的赖声川博士,获得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研究所有史以来最高成绩的毕业生,目前在台湾文化界极孚声望。他还没有到过大陆,但他的多数作品却引导观众反复品尝中华民族离异的苦涩,从而来验证一种历史的归属感。这次带来的相声剧也是如此。

这样的戏,不管给海峡两岸的哪一边看,都会引起强烈回响,尽管是相声剧,观众也会以噙泪的笑声来品味“中国人”这一艰辛的课题。但是,今天这出戏是在新加坡演出,剧场里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相声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最能充分表达一个社会中某些微妙的共鸣,那么,今天中国人埋藏在插科打诨背后的离合悲欢,还能不能被其他国家的华人理解?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深深沉浸其间的一切,岂不成了矫揉造作、顾影自怜?赖声川代表着中国人来接受一次自我拷问,他胆子很大,但在开演前却对我说,他准备启幕后好久听不到掌声和笑声。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会沮丧地坐下来,重新苦苦思考华语在当今世界的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

毫无疑问,与赖声川先生抱有同样担忧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剧场的朋友也会担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开了,在场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也就悬起来了。也许我们还太年轻、太敏感,生怕数千年历史的拥有者在异国街市间丢脸,生怕自己的哭声让人发笑,自己的笑声让人掉泪。我这个人由于职业关系,曾安然地目睹过无数次剧场波澜,可今天,竟战战兢兢、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新加坡观众的每一丝反应。我无法预计,如果台湾相声中的俏皮话今晚引不出应有的笑声,我会多么难堪。

好了,终于放心了,此地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华语,我们的华语,还有控制各种海外华人的笑声的能力。谢谢新加坡!——这种感谢自然有点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欧洲观众对一台从中国搬来的传统舞蹈热烈鼓掌,我几乎想站起来向他们鞠躬一样荒诞。

赖声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见到是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后来很巧,同在两年前被新加坡戏剧界邀来演讲,这次相遇是第三次。记得两年前我们同住一家宾馆,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到附近一处小贩中心吃宵夜。我们互相“盘剥”着海峡两岸的种种社会规范、生活细节、心理习惯、世俗趣闻,出于自尊,彼此还为自己一方辩护,说到许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语常常乐不可支、笑作一团。西哲有言,剧场里一句微妙的台词引起一片笑声,那是素不相识的观众在退示着一种集体的一致性。莫非我们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语言和笑声来认同的时分?对此我与赖先生还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赖先生并不甘心于此,他把两年前的笑语扩充成一个艺术作品,仍然带回到新加坡,兑换成满场欢腾。正巧我又在,这还不值得庆祝一下?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去了两年前天天去的那个小贩中心,尽管明知那里的小贩喜欢欺侮外国人。

理直气壮地用华语叫菜,今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笑声属于中国人。坐在我身边的演员李立群先生是今夜无可置疑的明星,我对他说:“你在台上学遍了大陆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独几句上海话学得不道地。”大陆的相声演员学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见惯,说实话,我对这一招已经厌烦,但现在听台湾相声演员学来却产生了另一种感觉,谐谑的调侃猛地变成了凄楚的回忆、神圣的呼唤。学一种方言就像在作一种探寻,一种腔调刚出口,整个儿身心就已在那块土地间沉浸。因此,我不能让他们学不像上海话,这会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上海。于是就在小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据那几句台词一句句地教开了。赖声川先生的母亲在上海住过,因而他对我的发音并不生疏,频频点着头。李立群先生从我的发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师傅,边摹仿边首肯:“是这样,师傅当年也这样说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轻一声,重一声,已经认真到了虔诚。这显然已不完全是为了演出,相声演出中的学语用不着那么标准。

学会了那几句上海话,一阵轻松,开始胡乱漫谈。大家竟当着情同手足的新加坡东道主郭宝昆先生的面,极不厚道地嘲讽起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准。我想郭宝崑先生一定会原谅的:这些远隔两岸的中国人好久没有这么亲热了,一亲热就忘乎所以,拿宽厚的朋友们嘲讽一遍,好像共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背靠着艰深的华夏文化,驱走了阔别的忧伤、海潮的寒冷。特别是那位李立群先生,专找那些只有中国人才能听懂的话与我对仗,跳跳跃跃,十分过瘾。讲禅宗,讲怪力乱神,讲文天祥会不会气功,讲天人合一的化境。这种谈话,即使翻译了,也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听懂。今晚大家像是在发狠,故意在异国土地上翻抖中华语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凑和就越贴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讲陆羽,讲《茶经》的版本,讲采茶的山势、时机,煮茶的陶壶、炉炭,当然讲得最神往、也最伤心的是水。喝了几千年茶的中国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来润喉咙?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讲出来的华语会不会变得浑浊一点呢?

我告诉李立群,古代文人为喝几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买泉两眼”……

李立群来劲了:“好个买泉两眼!潇洒之极!不是我吹嘘,我台湾老家山上确有好泉,想法去买它一眼,你什么时候来,我领你去喝茶!”

我赶紧叮嘱李立群先生,赶快回去买下那眼泉,好生看管着,别让它枯了。我们还不算老,也许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悲哀,这样的泉眼无论如何不会太多了,那种足以把华语晤谈的环境推到极致的阵阵茶香,已不会那么纯净。华语自然还会讲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蕴藉的那部分,看来总要渐渐湮没了。还会出现新的精雅部位吗?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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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祭(1)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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