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何处_余秋雨-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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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锺禄》表现了明代最上层的一场政权争夺战，即写了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在程济的陪同下化装成和尚逃亡的故事。这个戏同样在揭露黑暗政治的同时宣扬了一种十分露骨的愚忠思想。为了人们认为正统的帝王的安全，那些忠臣义士却可以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来进行救护。辛劳不足惜，流血不足惜，杀头不足惜，弃家毁家也不足惜，一切只为了一个皇帝，一个并不能指望他能对社会和人民带来任何好处的皇帝！许多宣扬忠君观念的戏，往往把君王设计成一个岿然不动的崇高偶像，写人们如何放弃个人利益趋奉于他；而《千锺禄》则别出心裁地让君王处于颠沛流离的困厄之中，因而在偶像身上具备了一些活人的气息，又让处于战乱中的人民的苦难陈示在他眼前，使他与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切实的联系。这样，愚忠思想就与对黑暗政治的不满拌和在一起了，尽管追根溯源，这两者还是有根本联系的。这种拌和，在艺术风格上却组合成了一个雄浑的格调，这也是李玉剧作的基本格调，以下这段唱词就是建文帝在路上目睹种种惨境时唱的：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即便从这段唱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玉的整体剧作风格，雄伟的气概，悲怨的情怀，开阔的眼界，谨严的格局。他也写过一些成功的喜剧，使他的名字留给人的总体感受却是苍茫郁愤。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剧作家群中，朱素臣的《十五贯》、朱佐朝的《渔家乐》、叶时章的《琥珀匙》、丘园的《虎囊弹》、在当时和以后都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些剧作家，地位不高，却常怀懮国懮民之思；文化不低，却深知剧场演出的实际需求。在他们笔下，题材颇广，却总以写历史和现实的政治事件为主；儿女之情也有涉及，但兴趣并不很大。他们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所震动，为政治领域里的是非恶邪之争所吸引，因此，他们的笔端，常常显现出政治历史的浓度。由于受封建观念的深深蒙蔽，他们所认为的是非，往往并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真正症结所在；然而，他们表现这种题材的巨大热情，却成功地为中国戏剧文化带来了更高的社会层次、更大的冲突规模、更广的感应范围。清代最出色的两大戏剧———《桃花扇》和《长生殿》，就将在这个基础上，在又高又广的社会层面上开拓题材。它们的政治气度和社会典型意义的取得，是与苏州剧作家们大量创作经验的积聚分不开的。
在这群苏州剧作家后面，我们看到了戏剧理论家和戏剧活动家李渔。苏州剧作家们没有留下他们的生卒年月，难以对比，若与更前一辈的人比较，那么简单说来就是：正是在汤显祖、沈璟去世前后，李渔出生。李渔的戏剧创作赶不上他的理论建树，但作为一个在戏剧界极为活跃、颇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笠翁十种曲》还是广为人知的。李渔写剧，为的是给自己的家庭戏班演出；而演出的目的，又着重于消遣性娱乐性方面，顺便宣扬一点封建道学。这就决定了他的剧作的浅薄、庸俗、嬉闹的基调。这样的剧作，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不反映黑暗的现实和人民的心声，因而既谈不上深刻的社会意义，更谈不上切实的社会功用，与苏州剧作家们的激情呼喊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创作的后期，似乎又想把封建道学更多地塞入嬉闹浅薄的纔子佳人故事之中，结果越发糟糕了。
李渔在自己最欣赏的《慎鸾交》一剧中借主角华秀的口说了这样一段话：
小生外似风流，心偏持重。也知好色，但不好桑间之色；亦解钟情，却不锺偷外之情。我看世上有纔有德之人，判然分作两种：崇尚风流者，力排道学；宗依道学者，酷诋风流。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纔算得个学士文人。
李渔剧作，既把“风流”发挥到了不堪的极点，又把道学崇尚到了露骨的地步。《蜃中楼》把元杂剧中的两个神话戏《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拼在一起，让张羽替柳毅和龙女传书，结果却用风流色彩把原来两剧中的坚毅精神减弱了，变成了一部以奇特组合方式构成的纔子佳人戏，炫目的外彩包裹着平庸的实质。这还算好的呢。在其它剧作中，或者一男二美，妻子热心为丈夫娶亲；或者一夫三妻，丈夫由奇丑而变为俊美，博得三位妻子的喜欢；或者美男丑女、美女丑男互相错位，最后又丑丑相归，美美相合；或者妓女守节，终得佳夫，纔子持重，终获美眷；或者皇帝恋妓，几经周折，册封爱妓和貌似者为贵妃……这样的“风流”，竟然还能与道学结合起来。写妓女纔子互相等待的戏，李渔也要他们褒扬成“一个矢贞不嫁，一个守义不娶”的“义夫节妇”。写皇帝热恋妓女的戏，李渔也要插入几个忠臣，宣扬一下“竟义争忠世所难，行之我辈独立心安，若无铁汉持纲纪，风俗靡靡世早坍”的观念。李渔甚至认为，道学的目的，正应该通过风流的途径达到，别看他写得那样滥情腻人，他还是在挽救世风、帮助社稷呢。《凤求凰》一剧的尾诗写道：
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
欲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流。
由邪引入周行路，借筏权为浪荡舟。
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
李渔的这种追求，恐怕是既要引起那些正规的道学家们叹息，也要引起那些认真博取情感的“风流纔子”们的不满的。
但是李渔偏偏要把两者拉在一起。勉强吗？显然十分勉强；然而当我们用冷静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一文化现象时，就会发现这种勉强中又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李渔在有意识地表现这种必然性，不，他不会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他只不过是在不掩饰的自我袒示中让我们看到了体现在他身上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到李渔的时代，封建道学已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自己的滑稽性。封建道学想管辖住伦理世风，结果，僵硬的道淫靡的世风倒又能在僵硬的道学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和维系力。到清代，这两者的交融沟通不仅已具备可能，而且已成为事实。信奉道学者可以不避恶俗，沈溺色情者也不妨宣教说法。李渔用剧作记录了这种重要的社会信息。无论如何，这是道学已经在逐渐失去自身依据的一种标志，而任何逐渐失去自身依据的对象，都会不由自主地显现出滑稽。
这是一种在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滑稽，而不是在艺术表现上的滑稽。诚然，李渔所写的都是喜剧，由于他谙悉编剧技巧，熟知剧场三味，精通喜剧法则，了然观众心理，所设置的喜剧冲突和喜剧场面都颇为热闹，容易产生演出效果，一个个误会，一次次巧合，一层层纠葛，缠夹搭配、相映成趣，是可以使观众发笑的。他的有些剧作如《风筝误》之所以能轰动当时、传之久远，也由于此。然而，在这种表层的技巧性滑稽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深层滑稽，即在内容上出现的那种不协调的统一、不统一的共处，那种不是由艺术、而是由历史所赋予的可笑性。
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们把封建道学与黑暗政治放在一起，构成了封建上层建筑内部的尖锐分裂，从而酿造出悲剧性；李渔则把封建道学与风流败行放在一起，构成了对封建观念的一种自我嘲弄，从而酿造出了可笑性。以前，也曾有人写过揭露封建道学虚伪可笑的剧作，但李渔的剧作却不是有意识地揭露这种可笑性，而是在没有多少揭露意图的情况下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可笑性的。因而可以说明，封建道学到了李渔的时代，确已到了很严重的自我败损的地步。然而，既然李玉们还在认真地表现着那种悲剧性，那又证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封建观念还保存着不少严峻的色彩，而还远未全然因彻底破败而变得纯粹的滑稽。一个对象如果纯粹成了滑稽的历史现象，那它的存在于世的依据也就失去了，只配用漫画来表现它了。清代前期，由于种种原因，封建的社会体制和思想体制的悲剧性和可笑性同时存在，时有消长。在李渔之后，《桃花扇》和《长生殿》还要进一步显示出悲剧性的一面，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传奇时代的沉重暮锺，呼唤来传奇创作天域的苍茫的黄昏。
在《桃花扇》和《长生殿》之后，传奇领域就没有再出现过于夺人眼目的人物和作品了。那位满腹经纶、落笔成章的蒋士铨（1725———1785）可算比较突出的一个。他的《冬青树》、《桂林霜》等传奇作品，刻画了中国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以悲剧性的冲突传达出了壮烈的风格，可是败笔屡见，又不适于登场，虽被李调元称为乾隆间第一曲家，终究已无力重振传奇而不使其衰落。与他同时存世的杨潮观（1712———1791）倒用杂剧这种“隔世遗传”的艺术样式创作了不少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品，他的包括三十余个短剧的《吟风阁杂剧》虽然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却每每使人领悟到现实指向。不过他的作品与蒋士铨的作品一样，更多的是给人读而不是让人演的。
以上，就是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末这一百年间传奇创作的基本轮廓。在作了这个整体勾勒之后，我们可以集中来看一看产生在这一时期的四部杰作了。
世纪的丰收（1）
（一）《牡丹亭》
汤显祖的《牡丹亭》无疑可列入中国戏剧文化史上哪怕是以最苛严的标准选定的几部第一流的佳作之内。
为了论述的方便，还需要把人们也许早已很熟悉的《牡丹亭》的故事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是一个在明媚的春光里开始的故事。南安太守杜宝家的后花园里已是一片奼紫嫣红，但是，他的独生女儿杜丽娘还被牢牢地关在闺房里。一天，杜宝听说女儿在刺绣之余还偶尔午睡一会，十分生气，觉得有失家教，决定聘请一位家庭教师来严加管束。请谁呢？杜宝夫妇合计：女儿除父亲外还没见过其它男性，最好是请一位女先生来；但是合适的女先生是很难请到的，他们终于选定了一个六十多岁、咳嗽多病的穷学究陈最良。
没料到，刚开课就出了乱子。陈最良为杜丽娘和伴读丫头春香讲解《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明明是一首求爱的恋歌，陈最良却依据礼教习惯讲解成有什么贤达、风化的意义在内，两位姑娘当然既不懂，又不满。春香当着陈最良的面顽皮地抢白了一通，杜丽娘则在先生背后反复吟味《关雎》中的词句，悄然叹道：圣人不是也在这里说“情”吗？真是古今同怀啊！不读书还好，一读书竟惹起了春愁，惹起了杜丽娘青春的郁闷。春香丫头见小姐困闷，就建议她到后花园走走，消遣消遣。
虽然是自己家的后花园，按照规矩，姑娘们也是不准进的。知道有这么一个破败的后花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