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纪录_朱天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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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没想到侯孝贤看《海上花》看到是里头的家常、日常这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电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日常生活的况味。换句话说，是长三书寓里浓厚的家庭气氛打动了他。借由一个百年前的妓院生活，说着他一直在说而仍感觉说不完的主题。

　　　　前年参加法国康城影展的时候，《解放报》访问他，他们提出一个“action”的问题。《解放报》说很希奇，在《海上花》里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action的之前或之后，或旁边，就没一个是action，《解放报》问这是你们中国人看事情的非凡的方法吗？当时侯孝贤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是的，action不是我感爱好的。我的注重力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其他东西吸引去，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他想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动力是不一样的，所要表达的自然也不一样，而侯孝贤是这个。

　　　　大家都说张爱玲是华丽的，但她自己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又提了一次“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张爱玲数次提到素朴的底子，《海上花》想要拍的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的痕迹，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人的神采，想要拍这个神采。

　　　　三

　　　　怎么来做这个底子呢？如何把它发挥出来？第一个就是你要怎样来生活，一些细节、节奏，正是它的气氛。

　　　　好比抽鸦片，里头沈小红这个角色，本来是找张曼玉来演的，她第一句话就说：“语言是一个反射动作，我上海话又不好……”所以她听说对白全是要讲上海话，就有点退却的样子。后来因为档期，跟王家卫要拍的《北京之夏》有冲突所以没有演。可是她说的“语言是一种反射动作”，完全是一个好演员讲的话。然后还要做些预备，她说这个鸦片我们要去搞一个真的鸦片来，要去感觉一下抽鸦片的状态是什么，不能光是装装样子。就说不管以前是拍过《胭脂扣》，或者是《风月》，里头抽鸦片就躺在那里做做样子，这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道具练熟，感觉你手上或是拿水烟，或是拿鸦片，都要忘记它，让它变成生活的节奏，那你在生活里头，就会有你的调调出来，你的说话的姿态，完全都变成你的一部分了。希望演员要练这些东西，所以那时曾经托朋友从云南弄了一块鸦片，想办法把它带回来。带回来怎么去弄它呢？细节怎样？不知道。后来反而是在一本书，英国作家葛林（grahamgreene）写的，台湾译作《沉静的美国人》（thequietamerican），讲一个美国人到越南的一些事情，里头一个越南女的烧鸦片给男主角抽，那过程写得非常仔细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才知道烧鸦片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大块膏，要把它烧软了，弄成一坨一坨的放在签子上。《海上花》里头，很多写他们做签子，盘榻上有各种小东西，你要抽的时候，那签子都已经做好了。后来去问医生，医生说：其实鸦片就跟一种药剂的感觉差不多（他说了一种药剂的名称）。光就抽鸦片这东西，练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它已经变成整个人的一个部分，当他抽烟你就晓得不用再说一句话，不用对白，不需要前面的铺陈和后面的说明。侯孝贤大概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当下的演员的这个神采，你不要去顾因果，用因果堆堆堆，堆到这个人成立。剧本我们说要建立人物，其实不是建立人物，是要他一出现你就相信他。

　　　　第二个讲水烟筒。水烟筒练也是非常麻烦，最主要是纸火，因为以前没有火柴，纸火一般是灭的，就那么一截拿在手上，你要点火就“嘘”一吹，那纸火就着了。那你拿在手上怎么拿？还要“嘘”这样一吹，很难的，非常难。练得不太好的是李嘉欣，所以在戏里头就觉得她被纸火所困；最好的是刘嘉玲，你会觉得它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比如说堂子里的规矩，怎么叫局，怎么写局票，侯孝贤说：“这一切只是为了电影的质感，一种新的跟模拟的生活质地被创造出来，这个就是电影的底色。”

　　　　此外，阿城也参加了这部电影，他跟美术组在一起，编剧上没有管。他很厉害，他跟美术组说了一个指令：要多找找没有用的东西。好比说我们进到一个女孩的房间，她是在里面生活的，每个妓女的家，它的密度跟丰实的感觉是怎么样，有用的东西只是陈设，没有用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要去找没有用的东西。它跟制作费或你要花多少钱，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在于美术的想象力。当时阿城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我稍微念一下：

　　　　一九九六年夏天开始，我随侯孝贤和美术师黄文英在上海及四周找场景跟道具，做些参谋问答的事。后来又到北京帮着买服装绣片，再鼓动些朋友帮忙，游走之间，大件道具好办一些，惟痛感小碎件消散难寻。契诃夫当年写《海鸥》剧本时，认为舞台上的道具必须是有用的，如墙上挂一杆枪，那是因为剧中人最后用枪自杀。

　　　　电影不是这样。

　　　　电影场景是质感，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有质感的环境下活动来活动去。除了大件，无数小零碎件铺排出密度，铺排出人物日常性格。……《海上花》里妓女们接客的环境，就是她们的家。古今的家庭在环境的密度上是差不多的，因此设计《海上花》的环境是世俗的洛可可式，是烛光的绚烂，是租界的拼凑，可触及的情欲和闪烁的闲适。

　　　　租界拼凑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19世纪租界的最大特色就是犯禁，比如说黄色只能皇家用，可是妓女在租界，那是大清帝国管不到的，她可以穿黄色。拉黄包车的，他头上是顶带花翎，身上黄马褂，你看来就觉得像个官在拉车。所以《海上花》美术的想像力其实很大，除了考据之外，很大部分因为是租界所以权威可以被游戏化，非常“后现代”的。这样来理解美术在《海上花》里面的焦点是什么，是日常生活的质感。

　　　　四

　　　　最后来讲拍法，所谓一个场景，一个镜头，这个东西大概是侯孝贤电影最被人拿出来说的。比如说《海上花》一开头九分钟，没有一个cut，全部是从头到尾演完。这是一场一镜，场面的调度就非常重要，因为它不是用cut短接来接的，这就牵涉到电影上的两个系统。没所谓好坏，是两种说故事的方法，某方面也代表说，你看世界的方法。一个就是蒙太奇（montage），一个就是长镜头（longtake），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系统的语言。

　　　　这里我援引一下陈耀成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长镜头下的〈海上花〉》。假如大家知道的话，蒙太奇来自苏联当时大导演艾森斯坦，他倡导把现实割裂，然后重新组合。通过剪接，把这组合变成电影蒙太奇的美学。这为什么会在苏联的艾森斯坦出来的呢？他原本是要烛照社会的不平等，唤醒阶级意识。比如说有abc三个镜头，它可以是acb，cab，这组合一变，传达的讯息完全不一样。当时艾森斯坦目的主要是烛照社会的不平等，我要你看这个，我要你看那个。但是蒙太奇发展到今天变成什么呢？大家看mtv是最清楚的，已经发展到一秒里头有一个cut，这很讽刺，跟它的起源很违反。现在的声光太多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因此你必须用更强烈、更快速的东西来抓住这些心不在焉的群众，成了消费影像的文化。那么长镜头是什么呢？长镜头在法国的巴钦（bazin）的经典作《什么是电影》这本书里讲的，它就是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生活看到的状况，连续的，不切割，也不重新组合，基本上纪录片的精神就是长镜头的精神。当这东西呈现在银幕上，其实是观众在选择，它把一个场面，一个调度，拍给你看，里头出什么来，是观众自己去看，从里头看到的讯息是比较多元的、复杂的，这个是长镜头的系统。

　　　　所以拍《海上花》的时候，除了是从日常生活细节跟节奏的铺排上把这底色做出来，其次就是一场一镜（onesceneoneshot），用这个方式来讲故事，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海上花》虽然是一个妓院的故事，可是它如此的本色，如此的日常。

　　　　多年前，盟盟国中一年级的“熟悉台湾”的课堂上，老师讲到九份就讲到《悲情城市》和侯孝贤。老师说：“这部电影年代久远，你们都没看过。”

　　　　是的，年代久远（1989）的多年前，《悲情城市》得到大奖又卖座，侯孝贤认为他握有足够的配额和信用，可以挥霍一下，遂画出一幅漂亮远大的八卦图。简言之，这八卦图由几个小单位组成，剪接单位，录音单位，演员练习班，编导班，纪录片单位，迷你影集单位等（仿佛是有八个单位，因屡次在纸上跟人图解说明以至被笑为八卦图。）初时，由侯孝贤运用他现有的资源投入支助，理想状况是每个单位都能自行生长，扩大，为电影制作环境做好一些桩基。

　　　　有一度，八卦图曾变形为建立电影学校，其实是个产教合一的小型制片厂，寓教于拍片生产影像之中。而稍微比制片厂多一点的是个还隐约说不清的、可能近似“人文讲座”之类的东西。校长（或厂长）无关乎经营和制作，而接近于一种垂拱之治，一种象征，一种召唤。如此的校长形象，当然是从钟阿城来的，侯孝贤很长时间在打阿城的主意。

　　　　显然，侯孝贤高估了他的配额和信用。他警觉到资源快挥霍光时，八卦图也在落实的过程里分崩离析，渺渺不见踪迹。这个时候，他却选择拍摄一部高成本大制作的古装戏，搞不好就是场灾难，为什么？朋友们都在问，为什么？

　　　　可能，卖埠是主要的理由。妓院，漂亮的女人和场景，明星卡司，因此卖相较好集资较易吧。侯孝贤的赌徒性格，在他筹码其实有限时，他选择了全部押一个大的。但我的看法是，假如没有美术，没有美术黄文英，以上所云皆属空谈，没有可能。反过来说，假如眼前没有美术这个人，《海上花》也压根不会成立的。张曼玉说她自己目前是见步行步，侯孝贤的实战经验亦然，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事。但要是不成功，输了呢？侯孝贤说：“我又不是输这一次，我输的次数多了。我是脸皮厚——大面神。”

　　　　若按阿城的标准，《海上花》的美术可以更好。而依我来看，美术制作在台湾，是胡金铨已逝，张毅和王侠军去从事琉璃艺术，王童志在导演，所以很久很久以来到今天，不过是才刚刚有了美术这个人，因此才有美术这件事，结果也才生发出美术这个小单位。

　　　　多年前，侯孝贤藉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