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就老了_冯唐-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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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问怪问题，让他总是过不了这第七关，不能在打通关后，看长着小尖屁股和小尖乳房的仙女姐姐跳脱衣舞。《史记》的刺客列传几乎能背下来了，但是朱增禄还是想不明白，荆轲为什么不杀了秦始皇嬴政，“拔不出剑来？扯鸡巴蛋！”这三个毫无联系的梦通过最后的一个杀字联系起来，在朱增禄的脑海里盘旋不去：杀，杀，杀。
朱增禄双手用尽力气堵住耳朵，不想在任何时候都听到那个杀字，但是那个声音还是从他双手的指缝中渗进他的耳朵，在他的手掌和耳膜之间反复撞击。不能再一个人待了，他在宿舍凑了一桌牌，算他在内，五个人。他的耳朵听不见那个杀字了，但是那几个牌友的声音响起来了，比杀字更难听：
“你丫作弊。”
“你丫没教养。”
“你丫没前途。这种小事作弊，别的事情可想而知。”
“你丫没姑娘喜欢，真不奇怪。”
朱增禄笑了，他找到了一个比杀字更难听的声音，他礼貌地把这四个牌友请出宿舍。
其中一个在另一天第二次进入这个宿舍，关好门之后，感觉到风声，抬头看到一个没有鼻子没有嘴巴的大铁锤扯地连天落下，然后就听见自己头骨粉碎的声音。
朱增禄觉得那个牌友躺在地板上，弯曲着仿佛耐克的标志，于是对那个尸体说：“你骂一句，我打一锤，你我扯平。”他把尸体放进黑色垃圾袋，胶带封了，锁进衣柜。然后，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杯开水，虽然只是一击，但是很耗力气。
如此三次，四记铁锤，还四句话，衣柜里多了四具尸体。他一共啃了四个馒头，喝了一壶开水。他扭头看了眼坐在他上铺的荆轲：“看到了吗？我演示了四遍，你该学会了吧？杀，一击，毙命，杀。”
杀过四遍，朱增禄耳朵里听不到那个杀字了，就像上完厕所，尿空膀胱，耳朵里就听不到吹口哨的声音了。他晚上又约了一桌牌，他想听听，人世间是否还有骂声。他想：如果有骂声，也是麻烦，虽然铁锤还可以用，但是柜子却装不下更多的尸体了。
这天晚上，没人骂朱增禄。开始，他的手气一直不好，连输了好几把牌，其他人自然开心。朱增禄分析了一下，这个不奇怪，碰过尸体的手，自然有晦气。他连续上了好几次厕所，手摸阳具，小便。后半夜，手气渐渐好了起来。后来好到别人一直叫他“神手朱”，运气太好，旁人开始崇敬，也没了一句骂声。
牌局散后，一轮弯月挂床头，宿舍因为没有别人，格外安静。朱增禄很快睡着了，他没梦见军训、老者或者荆轲。他梦见他有了一个儿子，朱增禄叫他朱大锤。儿子摇摆着走来走去，朱增禄喊着他儿子的名字：“大锤，大锤，大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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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文字江山
作为北京土着，我热爱北京，热爱得毫无道理，热爱得鼻涕眼泪流。臭名昭着的沙尘暴来了，我拉了几个大老外手下，走在长安街上，我说：“没见过吧，不用去火星了，今天这里就是火星了。”
城市总要比拼，香港人说，他们有法律和制度，他们有金融市场和国际信息。上海人说，他们有便利店和金茂凯悦，他们有最老的殖民经历和务实的地方政府。北京土着说，我们有故宫、长城、天上人间，我们有群莺乱飞的“北漂”。
像是每年如期上市的大闸蟹，如期飞舞的柳絮，每年，一批批的“北漂”小伙子带来扰动人心的才气和力气，一批批的“北漂”小姑娘带来搅乱人性的脸庞和乳房。香港天灾人祸造成的昂贵，在最差的馆子吃六个小馅饺子也要二十块，“长安居不易”，年轻人不能漂。《新民晚报》上全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继而提升自己的薪水，上海漂的人没有味道。
胡赳赳就是北漂文青的代表。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茶楼，厚厚的眼镜，瘦弱的身材。同坐的还有另外几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胡赳赳说：“使劲儿吃，这个茶楼是自助式的，不吃白不吃。”
我常常想象胡赳赳刚杀到北京时的情景，觉得心驰神荡，血管里胡人的基因“滋滋”沸腾：留江东爹娘在身后，留夺去自己童贞的姑娘在身后，来到北京，没有关系，没有工作，没有存款，提一个箱子，里面三条内裤，三双袜子，一本稿纸，一腔性情，半打避孕套，就来了。我继而联想到沈从文，下了火车，抬眼望见前门楼子，听见鸽哨响起，小学文化的沈从文掂量了一下自己骨血里的才气，说了句类似凯撒第一次到高卢说的话：俺来咧，俺瞅见了，俺都摆平咧。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杂文里，一大类是反映一个北漂对北京的切肤感受：
“大学毕业后我的轨迹很明确，一直北上，在河南一个县城里做了两个月的大夫后逃遁了，主观原因是难以忍受清苦，我跟同伴说，我还是适合在都市里生活，因为我还有欲望。就这样我怀揣着两百元钱到了北京，并且在火车站还被一个女人给骗了，她谎称是卫校老师，钱包丢了问我要钱给单位发传真。”
“很多时候，我都能够想象自己是一只蟑螂，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探头探脑，日出而息、日没而作，仰望着头上的星空的同时也仰望着这座城市，我只希望自己不要被一泡尿憋死，也不要被谁一指头给废了。这就是我的道路，也是我所希冀的平安。”
“长安街是一支筷子，平安大道是筷子的另一支，它们南北夹击，合伙架起了故宫这道大菜，秀色可餐的后海则是平安大道外侧的汤汤水水，等待人们的拂袖而来，或者拂袖而去。”
这些文字的主旨简洁：快来北京，这里，钱多，人傻，还臭牛逼。文字感觉敏锐凌厉，北京泡吧嗑药的那些腕儿无法企及，他们这辈子都别想，他们已经被北京废了。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杂文里，另一大类是反映一个北漂对江东以及还在江东的那个夺去他贞操的姑娘的记忆：
“1989年的夏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许多镜头，对于小镇的我来说，那是一场遥远的闹剧。而我，端着一个破了缺口的粗瓷大碗，在说不清是衰败还是兴旺的堂屋里，边吃饭边看一台1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几只母鸡在我的脚边端详着，后来它们十分不幸地在吃我喂给它们的白色塑料泡沫后腹胀而死。堂屋里还有几个堂弟堂妹，他们围着门轴绕来绕去，门上的木雕可以看出有一只断嘴的鸟、麒麟的前半身和一头完整的大象，跟门板一样在堂弟堂妹的转动下摇摇欲坠，这是他们的游戏，他们喧闹的时候整个午间显得极为宁静。如果他们的笑声盖过了电视机发出的声音，堂屋外的阁楼上的白色鸽子就会扑棱着翅膀越过天井上空，一直到晚霞映红我脸蛋时才会回来。”
“这个时候，她，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眼睛会盯着远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而我则对远方置之不顾，我只知道热烈地看着她，从侧面看她的睫毛，看她嘴唇边细密的汗毛，我调动我嗓子间公鸭的力量，翻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惨遭语文老师批判的歌，惹来了她的笑，那笑声像是从她的胸膛伸出的一只摇着银铃的手。”
这些北京本地长不出来的文字，带着原始的力量和意象，丰富我们的汉语。
第二次见他，我在燕莎的萨拉伯尔请他吃韩国烧烤，看见比我还单薄的人，我多点了一份火锅面。“多吃。总要胖些，要不然如何支撑文字？”“我有个非法同居的女友，按食谱饲养我。我还有个老妈，最近赶来照顾我。”
胡赳赳的一个老领导教给他人生的道理：“你在这里干编辑，月刊的稿子半个月就编好了，剩下时间写点小说，当个作家。”我也要和他说，多写，占有话语权，成为颜峻、许知远和谢有顺。
我抬起头，我看见，远远的，胡赳赳的文字江山，半个太阳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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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惟楚有材，于文为盛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龌龊浮躁无耻的20世纪70年代生人中的异数，她的存在让后人百年以后不能将这一代人全盘总结为言语短舌和思想平胸。
70年代生了我们这一拨俗人。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锺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们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摆脱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严打吓没了。
“文革”一代对文字无比虔诚，他们为了文字四十几岁死于心脏病，他们为了文字喝大酒嗑猛药睡清纯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没有灭掉五四一代，但是他们至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没有用“华丰”牌圆珠笔在北京电车二厂印刷厂出品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狠呆呆地写了一百万再写一百万，文章即使发表在《收获》和《十月》上，也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发表不了，我们就把《收获》和《十月》当成愚钝不开的典型，和文化馆、作协、劳保用品和公费医疗归为一类，认定它们很快会消亡。
我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地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皮鞋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我们的大脑权衡、斟酌、比较、分析，我们的大脑指挥阴茎，我们的大脑指挥脚丫子，我们的大脑指挥屁股蛋子。我们的大脑，丫一刻不停。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为整体没有声音。基本上，脸皮厚表现欲强有丁点儿姿色会用全拼法录入汉字的就是美女作家。先是卫慧等人在网上和书的封面上贴失真美人照片，打出“身体写作”的旗号，羞涩地说“我湿了”，然后是九丹义正辞严地说我就是“妓女文学”，“我占领机场卖给六七十年代白领精英”，然后是木子美另扛“液体写作”的旗号，坦然地说“我就是露阴癖”，“再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