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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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很漫长。
就这样,一个夏天的阳光,全被母亲搭在院子里的棉花吸收了。
而在那么冷的冬天里,棉花里才有这么多的温暖释放着。
我那时常常是抱着一本书,看着母亲这样劳作。真想走过去,从背后亲亲母亲,也亲亲棉花。但我往往在要抬脚的时候,会突然抬头,向村后的高岭山望去。因为我们一村的风和土,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一村的雨和雪,是从那里飘来的。我很想知道,看见母亲这样收拾我们的棉衣,下一个由高岭山主宰着的冬天,会减少一些寒冷吗?后来,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一座歇在,高岭山下的村庄也伸出手,要触摸棉花一直藏在身体里的火焰。
这让我想起了母亲的怀抱里,有棉花的温暖也有大地的温暖。我穿得很旧的土布衣裳,有她从心里带血抽出的棉绒。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懂得,要替棉花喊疼。”
真的,我更懂得要替母亲喊疼。
那是在土炕上,母亲要装棉衣了。每年的第一件棉衣,都是给我装的,用的都是最干净、最绵软的棉花,而且在后背、肩胛、膝盖部分,要装得更厚一些,生怕被冻着了。第二件是父亲的,棉花要次一些,但细心的程度是一样的。第三件是她的,全是剩下的破絮。有的破絮,是蓝一块,黑一块,红一块,是我在衣服上擦露水的钢笔时,留下的痕迹。
唉,那些年我真粗心,在自己身上暖和时,竟忘了问母亲身上暖和不。
到现在,在我舍弃了所有棉衣,把被母亲一手缝的棉衣保养着的身子,交给机器制造的羽绒服后,才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新生活,不一定很幸福。
因此,一个人的时候,我一定这样问自己:我的母亲,她用一生的时间,握有棉花的沉重和操守。映在我身上,那些雪白的东西全是棉花吗?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
我想把母亲留在棉花上的叹息,再多写一些。
我说过,棉花也离我很远。其实,那是棉花离马坊很远,离母亲很远。
那些很贫穷的年月里,吃饱肚子很重要,穿暖身子也很重要,因此,父亲的叹息多在粮食上,母亲的叹息多在棉花上。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家添置棉花,从没敢用斤论过,只是用两来计划,今年添置几两,明年再添置几两。那一两棉花,就是用我们的很多粮食,从乾县、礼泉客人的手里换来的。等到我在常宁中学读书时,看到我们班上有乾县、礼泉的同学,想到的第一个词:
棉花。
为了棉花,母亲经常是一个人叹息着。
为了棉花,母亲从口中要省一些粮食。
为了棉花,母亲的头发也白成了棉花。
记得有一年,村上在村南最好的地里,试着种了一块棉花。母亲和村上的女人一样,一直在棉田里忙碌了一季,到头来,每家只分了一捆能当做柴火烧的棉秆,上面稀稀拉拉的几个棉蕾,就是不吐棉絮。一村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于棉花的希望破灭了。走在地头上,许多村人说,这么好的土地,能种小麦,能种玉米,能种高粱,能种谷子,能种洋芋,能种西瓜,怎么就种不出棉花呢?
我第一次在土地上见过吐出棉絮的棉花,是在我们村南,隔着一条沟的滚村。那是大姐嫁过去的村子,是一个吃着窖水的村子。奇怪的是,在她们村的河滩上的沙土里,能种出花生,也能种出棉花。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大姐家,正赶上村里分棉花。多大的棉桃,有炸裂的,也有没炸裂的,我们坐在烧得很热的炕上,把剥出来的湿棉絮,一把一把地往炕席下面放。那个时候,母亲和大姐的脸上,堆满了和棉花一样的笑。第二天一早,我揭开炕席,满炕都是洁白如雪的棉花,激动得我把手、脚和头埋在棉花里,不想出来。
母亲和大姐,剥了一夜的棉桃,也没有多少瞌睡。只见大姐对母亲说,她要用这些棉花纺多少线,织多少布,缝多少衣,有多少是母亲、父亲和我的。
那时候,我才感觉出:善良的女人,天生都是爱棉花的。
我的印象里,棉花不仅洁白、软和、温暖,棉花的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超越洁白、软和、温暖的气息。这种气息,我是从母亲用来放棉衣的柜子里闻出来的。记得每次打开放在炕头上的柜子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气息,让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去,翻着自己的衣服。
这个时候,母亲总会站在我的身后,叮咛我小心一些,别把柜子翻乱了。
我知道母亲在一些衣服里,还藏着一些简单的银首饰。不知道她年轻时戴过没有,但我从未发现她戴过,也很少取出来看看。好像这些东西,比她身上的岁月,还埋藏得深。今天,我想起在母亲的柜子里,还藏有一些简单的银首饰,对母亲一生的遭遇,在难过之余,也有一丝高兴:至少,作为一位女人,母亲在贫穷的年月,也有过她的拥有。
因此,我会告诉你,棉花的气息,就是母亲身上的气息,间或,也有那些简单的银首饰的气息。
这些气息,应该还在母亲留下的柜子里,浸淫着每一道木纹。
现在,在马坊的大地上行走,面对大块的云朵,我很想见见棉花。
看它在母亲一直清贫的身体里,如何藏下温暖。
这是我对这块土地,仅存的一种要求。只是到现在,这里也不曾种过棉花。特别是今天,在这里生活的人,谁还像我一样,对棉花心存痴情呢?
没有了,绝对没有了。
高建群有一本小说,叫《最后一个匈奴》。我想,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怀念棉花者,至少是在马坊。所以,我要亲亲棉花。
亲亲棉花,就是用我温暖的唇齿,亲亲母亲。
(《花城》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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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片段忆母亲(1)
孙晓玲
《亡人逸事》是父亲怀念发妻、具有自传性质的一篇佳作,写于1981年,曾经收录在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芸斋小说》中。从1984年1月至今,全国各地出版社选编的孙犁“散文集”、“精选集”、“珍藏本”、“系列作品”
已不下二十余种,显示了父亲作品的艺术魅力与生命力。其中十五六种都收录了《亡人逸事》,这篇作品已成为父亲散文系列中的代表作之一。
每当捧起父亲的着述,看到目录中《亡人逸事》的篇名,我的心中便会百味杂陈,如见亲娘。
在《亡人逸事》一开头,父亲便写了两个媒人因避雨而碰到在梢门洞里乘凉的我姥爷——无巧不成书的“天作之合”,但却抹去了自己这个育德中学中学生的存在。其实当时,他就站在媒人后边。正因耳闻目睹,这一段落才写得那样生动流畅。父亲总爱在清明或春节写回忆亲人的文字,写“怀妻篇”是否与我母亲的生日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母亲生前对父亲的生辰记得十分清楚。她对我说过:“你爹属牛,生日是阴历四月初六,有草吃。”说完,她就欣慰地笑了。
几年前,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过一个有关父亲文学业绩的展览,我和家人都去观看了。在展厅,我见到了魏巍伯伯和夫人,魏伯伯有些苍老,走路也不太稳,但仍赶来看展览,战友情谊很是感人。虽然人隔两地,又鲜通音信,但父亲每有文章发表,不论长短,魏伯伯都不放过。很多年前,我和二姐去西山八大处看望过他,还在他家住过一宿。他夫人刘秋华是我们安平县人,母亲生前提起过她,是报子营的。那天晚上,秋华阿姨亲切地与我们姐俩叙了家常。1993年父亲病重时,魏伯伯十分担心,他认为“老兄”的病,一是年龄关系,二是劳累过度,就好像一部汽车,只是让它尽情奔跑,却常常疏于保养修理。只要安心休养,自然会好起来的。
看展览时,魏伯伯很仔细地看着每一张照片,特别驻足仔细观看了父亲续弦后那一段文字,他是这段姻缘的牵线月老。那段时间,魏伯伯还送过我父亲与张姨一幅书录毛主席诗词的行草书法,秀美流畅大气磅礴,表达了他美好的祝愿。1976年春节,我生完女儿后,父亲亲自给起了带“玉”字旁的名字,又嘱咐张姨去看我,张姨还给我煮了4个猪蹄。那时我与父亲住得非常近,有一回,张姨一边做饭一边跟我说:“你魏巍伯伯说,抗战小说,数你爸爸写得最多,也数你爸爸写得最好。”我听后心里挺激动。张姨的女儿叫小青,不太白可五官精致,戴一副黄边眼镜,特别爱看书,见了我总是“小玲姐”、“小玲姐”地叫。父亲并不是愿意家里老有亲朋住,可也克服着,对她很和气。想到父亲的处境,虽然早先我并不愿意父亲找后老伴儿,还为此和父亲发生过矛盾,但鉴于父亲没有人照顾是不行的,而且父亲和继母对我都挺好,尤其是父亲,比以前还要好,那种“有后娘就有后爹”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的心态慢慢地平复了。我还从百货公司买了两件礼物,送给他们,父亲很高兴。
“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许庼学林》
书衣文录)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江西“五七”干校,身材中等,比我母亲年轻、有文化又爱好文学,操持家务也不错的张姨,并没能在天津待多久,5年之后她又重回故地。
我依稀记得住在多伦道大院上初中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8年呀,8年没回家呀!”她说的是父亲抗战时期的经历,虽然期间也有短暂的相逢。
而“8年、9年”这样的字眼儿,在《嘱咐》这篇小说中出现过十余次。我记得母亲在天津看过一次程派、杨派名家联袂演唱的京剧《红鬃烈马》,看完后她曾对我说:“王宝钏彩球专打薛平贵,守了18年寒窑,不容易啊!”
感慨万端。由于母亲特别贤惠,我爷爷对儿媳娘家人也多有照顾。我姥爷死于破伤风,是个急病。他突然病故后,我姥姥带着8岁的大根舅和6个月的老姨,没有劳力,地里的庄稼又被人偷了个精光,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此时他们的亲生母亲已先于我姥爷病故。抗战时期,姥姥家的房子离敌人炮楼子近,为人忠厚的爷爷十分担心,就让姥姥一家住到自己的家里来,起码有一年多。
在冀中平原残酷的“扫荡”中,母亲扶老携幼奔波逃难担惊受怕,连日本鬼子端枪进屋搜查她都经历过。有一回,日本鬼子听说有地下工作者进了我们村,就用枪逼着,把村里人都赶到一棵大树底下跪着,惨无人道地放火烧人、烤人。母亲带着大姐也跪在人群里,她和年轻妇女们一样脸上抹土抹灰,把年仅十来岁的大姐的脸也抹得又脏又黑,并弄乱头发,用自己的身体使劲儿挡着,拼着一死也要保住清白,对得起在前方打仗的丈夫。退休后,大姐回忆家乡往事时这样写道:“母亲支撑着一切家务,听从奶奶的一切安排,做饭、带孩子、孝敬老人、纺线织布。我小时常听到爷爷对母亲说:‘振海家的,给我做碗挂面吃。’母亲深知爷爷年岁大了,每天下午半头晌,需要垫补点吃的,母亲不管干着什么活儿,放下手头事儿就给爷爷做面吃,有时候做多一点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