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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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的房子,一天天空了下去。牛叫声逃逸,农具逃逸,一些缓慢憨厚的事物,一一逃逸。它们去了哪里?或许是从前吧——老祖母,从你木讷的眼神里,我能读懂。正向行驶的时间轨迹之外,还有另一条通向从前的时间之路。原本,一个人生下来就开始向前行走;到后来,就完全变了样子。
有一种叫回忆的东西,会牵着我们的手,像儿时,老祖母牵着我们,一一辨认,这是月亮,那是星星;这是草,那是庄稼。
我们站在时间回溯的路口,呼啸的风,撩起往日的尘沙,冷硬地,灌满思绪。对了,老祖母,你开始日渐苍老的眼神,是不是就要走过冬天,在无尽的时间荒原上醒来,走向繁花似锦的彼岸?
村庄隐忍着,在每一个黎明到来之前,缄口不语。太阳的光芒又能怎样?
现实的轰鸣又能怎样?倾轧而过的流水作业,又能怎样?我们在压抑的空间里,已经走了很久。我们在飞扬的尘沙中,已看不清自己来时的面容。我们奢望着,和星空大地一起,享受耕耘播种的快乐。哪怕是泪水,也不曾将我们执着的热望淹没。
老祖母,你不要哭泣。你是不是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粗大的麻花辫,灵动的腰肢,走过村庄时,能惊起一股小小的旋风。那些粗憨的庄稼汉子,不以为耻地向你表白着,心中最真实、裸露的想法。有时候,文明不过是刻意给人穿上一件铁裤衩,表面的繁缛斯文,并不能掩饰心中龌龊的想法。
一曲花儿、信天游,从民间深处,火辣辣地飘进现实的耳郭。很难说,高雅,就是掩盖了真实的高雅。
清白的月光之下,小河里的水从来没有这样温柔、体贴、惬意地滑过老祖母光滑的肌肤。知更鸟,在夜色中沉浸,虫鸣交织,给老河滩芦苇荡蒙上一层迷幻的色彩。
老祖母,天地一派澄明中,你是村庄里最干净整齐的新娘。撩拨的唢呐,响了三天三夜,宣告一个人处子时代的结束。
扑面而来的烟火日月。寂寞的村庄只因有了老祖母,日子才像模像样,仿佛在清水中洗涤。
有一段时间,我恋上了老旧的光阴。老祖母就站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着。
看我翻箱倒柜,找一些老东西。一把长命锁,是老祖母的外婆留下的唯一一件饰物。老鼠,憨态可掬的样子,不知出于前朝哪位工匠的手艺。时间的水流,并未磨灭往昔的镜像,一件小小的器物,不知温暖过多少灵魂。老椅,浸透时光的暗红,光滑的扶手,被打磨成了一弯月牙。老椅只适合老态龙钟。如今,老祖母宽袍大袖地坐在里面,依然有些传统的样式。尽管,我们有时不太喜欢,嫌拘束。可是老祖母的怀抱,谁又不曾依恋过呢?包括那些老掉牙的催眠曲,包括老祖母倦怠着眼神,拂一拂手,让我们到野地里,尽情玩耍。
留下孤单的老祖母吧。忘记那些缓慢的日子?
或者,摒弃一切清贫、简陋与乡村古朴的光阴。让我们都住进十层、百层的云霄,无限漂浮在漫漫的时光旅程?
终有一天,老祖母寿终正寝的那天?终有一天,老祖母不会在村庄里醒来?终有一天,我们像一群失忆症患者,再也找不到村庄与原野,在笙歌之后的一派死寂中,品味失去故乡故土的滋味。
体态臃肿的老祖母,迟钝的手势,再也不能驱赶一群落在田间的鸟雀。
祖父扎起的稻草人还在,还在孤单守望什么。村庄里的老屋还在,横断的窗棂,像缺失了牙齿干瘪的嘴唇,任凭一阵风打着呼哨,在时间的荒原上来回穿梭。
我们的脚步走走停停。我们只有在冷寂的刹那,才会偶尔返回曾经的时间轨迹。我们多像一群群欲望的候鸟啊,南去北飞,寻觅一个永远没有谜底的答案。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能用一种无奈的私语告诉自己,曾经也是一个有家的孩子。
年迈苍苍的老祖母,向地平线走去。老祖母的时间荒原,单薄的炊烟又起。村庄在远处,村庄在近处,村庄在老祖母的心里。
我只记得,除了一条朝向正前方的时间之路,还有另一条道路,蜿蜒在心底。安静,真实,良善,单纯,像一株植物的灵魂。春去秋来,花开花谢,子实结满时间的枝丫。
(《新散文观察》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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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厚武薄文的汗国
韩少功
蒙古人是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部融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
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1206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汗登基,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剌子模、俄罗斯、波斯、日耳曼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
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少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一八五二)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
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这样写:“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
是指道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
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是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
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终于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
(《今晚报·今晚副刊》201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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