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远行_周国平-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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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制造任何戏剧性效果。收获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自己觉得不算小。对于我来说，这段经历最宝贵的是两点，一是得以欣赏那里大自然的美丽、奇特和原始，二是能够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环境中安静思考。因此，我在此期间所写的文字就很自然地分为两类，一是南极的景物描写，二是孤岛上的思想札记。在这两类文字中，各有一些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写作者写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当然是收获。可是，听到我这样的回答，记者往往觉得不过瘾。他们也许听说过以前到了南极的人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会发生伟大的飞跃，现在我说不出类似的飞跃，他们便认为我是白去了一次南极。唉，我怎么对他们说清楚呢，对于所谓的伟大飞跃，我基本上是不相信的，同时我不认为没有飞跃就等于没有收获。

　　　　也有一些记者对我的态度表示理解。《北京晚报》记者要求采访我，我说我的基本想法已经在《南极无新闻》一文中表明了，请他们刊载，他们就痛快地照办了。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的记者来家里采访，很和蔼地与我的不到三岁的女儿玩，并不问我那种沉重的问题。节目播出时，我的女儿惊奇地发现，她在电视里伸着手递石头，话外音问：“这是什么？”她答：“石头。”问：“是哪儿的石头？”答：“南极的。”这是多么可爱的镜头呢。

　　　　可是，今天，我启程去德国参加一个会议，刚上飞机，空姐在分发报纸，一个同伴发现了什么，兴冲冲地拿给我一份。我一看，是某报对我的采访，有照片，有文字，占了一整版。坐在座位上浏览，我立刻感觉味儿不对。我是因为那个记者一再打电话给我，才同意接受采访的。我们约定，她写完稿子后要发给我过目。但她始终没有发给我，现在看了报纸，我也就明白她不敢发给我的缘由了。这篇采访稿用旁敲侧击、断章取义的手法暗示了两点，一是我去南极的收获不大，令人失望，二是收获不大似乎可以归因于也证明了我的平庸。那天晚上是在我家里采访的，我和孩子之间的亲热，因为客厅铺着儿童地毯而委屈客人换了拖鞋，在采访稿里这些都被用讥讽的口吻提到了。

　　　　飞机起飞了，我望着窗外的白云，心中想：我对媒体还是太轻信了。



　实话如何实说

　　　　今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做“实话实说”节目，除了六个人文学者外，还邀请了刘小汉做佳宾。这可以算是我们从南极归来后的一次集体亮相。

　　　　节目的一头一尾，由一个小学生朗诵我的散文选段。中间则由主持人崔永元向我们逐一提问，这些用不经意的口气提出的问题当然是预先策划好的。为了活跃气氛，还召了一群小学生坐在观众席上，让他们提些近于插科打诨的问题。

　　　　刘小汉成了今天节目的毋庸置疑的主角。他是五次到南极、两次上格拉夫山的英雄，有他在座，人文学者们的调门已经不由自主地压低了许多。很显然，在对南极的了解上，在探险的经历上，在科学考察的贡献上，我们都远不能和他相比。他带来了电脑里的照片，收藏的石头，作了长时间的介绍。在主持人引导下，他说了一些话，基本否定了这次人文学者南极行动的意义，一则指出我们没有进南极圈，因此可以说并没有到南极，二则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去南极，他的原话是：“如果你们不是去采样，你们为什么要去呢？”

　　　　最后又轮到我发言，我强调了一点：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而以前有些也是短暂地到了长城站的人却夸大了那里的危险和艰苦。这的确是我愿意通过这个节目向观众传达的一个信息。

　　　　可是，节目做完后，我发现其他几位颇感沮丧。我自己对这次行动一直保持低调，但也觉得节目做得有点怪，基本效果好像是我们举着一只“人文学者南极行动”的彩色大气球上台，让那位自然科学家来把它戳破。总之，我们显得很被动，也很可笑，这让人不舒服。

　　　　其实，有一个道理是清楚的：人文学者当然不必到南极去采集自然科学研究的标本，但这不等于人文学者去南极就没有意义。

　　　　我讨厌假话、大话、空话，喜欢实话。不过，现在我想，实话也是应该恰如其分地、完整地说的。譬如说，我是否太强调这次行动的平常的一面，而对它的不平常的一面太轻描淡写了呢？

　　　　然而，对于我来说，南极这一页已经暂时地翻过去了，我无意再更多地去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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