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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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没有这种预感。虽然没有预感，我也没有答应方千司长。

　　　　他对我的拒绝有点惊讶，让我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不必等到回家，我在蒙蒙细雨的淮海路上已决定再度拒绝。

　　　　但是，第二天方千司长已经回了北京，委托与我继续谈话的是胡志宏先生。胡志宏先生原是上海教育卫生办公室的领导，现在具体来管理我们学院。

　　　　苞志宏先生可能参与了对我履历的审查，对我的过去很了解，因此动员我的话语也更知心，比方千司长更能打动我。

　　　　『不要在乎上面，”胡志宏先生说，“你不为苍天为黎民。”

　　　　这话就很能打动我。他知道我历来不在乎官场伦理，却会重视民意测验加给我的责任。

　　　　为了避一避他的锤子，我只能拿出最低俗的理由：“做行政工作是当公共保姆，太苦了。”有时，低俗能招架一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胡志宏先生又一锤打中了我，他知道我心中本有这种牺牲自己的豪气。这种豪气正可用来抹去一切艰辛，让你不好意思再说一个苦字。

　　　　但是，我还是摇头。

　　　　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刚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记得在“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那几个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文革」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的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　：“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惠小砚说　：“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

　　　　我终于告诉胡志宏先生：“让我做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再决定。”

　　　　苞志宏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出愉快的眼神，说：『好。”

　　　　我先直奔南京路、福州路的几个大书店，找到教育学的专柜，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这时我纔发现，这方面的书居然出了不少，而且由于“文革”后一切重起炉灶，全是新书。从外国名校的运行规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文件，到这些年国内高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调查汇编，十分齐全。我认真地读了整整五天，高等教育，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天地，第一次以一种高层逻辑展开在我眼前。

　　　　在这种阅读中，多年来的学术思维帮了我的大忙，我已习惯于在一片纷杂的实际疑问中寻找逻辑支点。只要找到了逻辑支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在国内高校中，我觉得，华中理工学院的教育改革经验比较切中要害。

　　　　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从老教师到中青年教师，从系主任到总务处职员，尽量不遗漏任何一个群落。每次谈话我都劝阻他们发牢骚，也婉拒他们对我个人的鼓励，而只是排列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区分这些问题的主次缓急，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方法越具体越好。

　　　　半个月的感觉一言难尽。如果打一个比方，我原先只是躲缩在一条大船的某间舱房里用功，虽然也能感觉到船在晃动，却不知道所处的位置，行驶的方向，海域的风浪，天象的变化。现在，我登上了船顶瞭望台，看清了这一切，又问明了航海规则，突然觉得不应该再一言不发地躲缩回自己的舱房里去了。

　　　　绑来回想，纔知道，我同意调查研究，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怪不得胡志宏先生有那么愉快的眼神。

　　　　那天，我要回答他半个月前的眼神了，说：『好吧，开一个全校大会，我作施政报告。”

　　　　施政报告的题目叫《我们别无选择》。那口气，那声调，很像是从船顶瞭望台上发出的。报告那天，据说连全院所有的清洁工人、汽车司机也都自发地挤到礼堂里来听了。

　　　　这个报告，立即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负责人、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的高度评价。他在同济大学专门召开全市高等学校校长会议，对这个报告作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也就站在驾驶舱里了。而且，我知道，附近海域的其它船只，也都在倾听我们这艘船发出的信号。

　　　　当然还得回到自己原先居留的“舱房”收拾一下。

　　　　这一收拾，又依依不舍了。

　　　　我对何添发、胡志宏这两位同事说，先得给我一点时间，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写完。这篇论文，就是我考察傩文化的总结：《论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的美学特征》。它的中文本，发表在北京的《戏曲研究》学刊上，它的英文本，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亚洲戏剧》学刊上，题为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chinese　theatre，很多外国同行都读过。

　　　　写这篇论文的感觉，与我以往写那么多学术著作有很大的不同。笔下的主要素材，不是来自别的书本，而是来自我本人的考察。因此，这就成了我向国际学术界所作的一个发现性报告。我知道在现代学术等级上，这种报告的地位最高。

　　　　这篇论文向我开启了一个现代学术等级，但我却要离开。我在高高的书架前不断抬头仰望，心想这些由我一本本小心搜购而来的书，以及由这些书组成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场，那种生活方式和心理方式，都将弃我远去。表面上，它们都在，但我不在了，我的心不在了，它们也就形同虚设。

　　　　从今以后，我只能在办公桌前、会议室里、演讲台上，偶尔想起，想起这破了围的氛围，漏了气的气场。半夜回来，照样居息，却不敢再抬头仰望。

　　　　这等于一个领主拔离他的营寨，一位酋长告别他的邦国，频频回首，茎断根连，夕阳故国，伤感无限。

　　　　既然代价如此之大，那么，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里纔会略为舒坦一点。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锺与学术研究的每一分锺，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两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锺稍稍失重，学术研究的那一端就会怆然坠地，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于是，对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经直接关系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丝毫懈怠。

　　　　正因为我并不害怕免职，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测验的支持，一上任就是一种强势。我满意这种势头。行政工作要么不做，做了就要强势，否则便是浪费，浪费自己和属下的生命。

　　　　还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谁会把一艘装满乘客的船，交给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谁会把一个连接生命的舵，交给一双软弱无力的手？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

　　　　乍一看，入口点不应该放在这里，而应该放在教育改革、人纔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上。但我敢于担保，不简化人际关系，这一切都做不好，全会变成一片吵闹。公开的吵，暗地的闹，直到最后只得反复谋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图一一消耗。

　　　　这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谁也改变不了。即便是最没有人际关系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动手也会被人际关系的网络缠住。什么课程的优劣，立即变成了谁的课程的去留。业务水平的考核，也会变成谁整谁的问题。可以设想，这一切会引出多少私下聚会、暗中串通、公开顶撞、以牙还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这个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没的泥潭。

　　　　我发现，在高等学校这样的机构里，一般的人际关系虽然复杂却不至于频频左右全局，如果频频左右了，一定是领导者本身把它强化的结果。

　　　　败多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权威，会若明若暗地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单位人际关系恶化的重要起点，因为这种培植的举动人人可以看到，而亲信之所以成为亲信一定时时有所动作，处处有所炫示。亲信一旦产生，又会渐渐扩大为圈子，圈内圈外会有磨擦，不同的亲信间也会争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还想利用磨擦和争宠来办事，那么整个单位已经不可收拾。

　　　　上海戏剧学院的人际关系也堪称复杂，但是『文革”灾难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简化了。现在灾难刚过，大家同仇敌忾，共同语言还没有消散，正是继续简化人际关系的大好时机。这个时机一旦错过，再也追不回来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规则。

　　　　例如，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们上任后，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们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

　　　　我说，学校里如果真有歹徒恶行，可以报告保卫部门和检察部门，如果事情还达不到向他们报告的程度，那么更没有理由向院级领导报告。

　　　　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它教师的业务水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