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_韩少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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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不言自明。
农妇之间的事务主要是瓜菜外交。一丝微笑,两句称赞,还有日后路上的一声招呼,都相当于超级信用卡,足以偿付大堆瓜菜的馈赠,足以换来客气推让之间复杂而激烈的拉拉扯扯。正因为如此,医生吴胖子最不愿意种菜,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种菜,有一次见我往地上挑粪,眼睛瞪成了两个铜钱:“吃这样大的亏呵?你们家里是住了一个排,还是住了一个连?”
“你还好意思说,你看你的菜地,都荒了!”
“荒了好呵,退耕还林,绿化祖国。乡政府就要奖给我镜框子。”
“你钱多可以买菜吃。我们穷鬼不种吃什么?”
“买什么买?我才懒得买哩。”他得意地吹嘘,“等天一黑,我提着篮子往门外一走,这峒里的菜不都是我的?”
“人家用手电筒一照,会有你吴胖子的好看。”
“那能怪我么?我碰到了岔路鬼,走错了菜园子。要怪只能怪岔路鬼,能怪我么?”
这种懒汉理论和强盗宣言居然未受到批判,在场的几个人反而哈哈大笑。见他光天化日之下开始侵夺路边邻家的豆角,有人还当场指导:“胖子,你摘这边的,这边的嫩一些。”
不过,吴胖子的强盗式共产主义眼看着快完蛋了。镇上的一些贩子开始进山收瓜菜。接着,随着有些富裕户开始买菜吃,一些路边小店里便出现了有价瓜菜,虽然买主不多,但已引起村民们悄悄议论。有一天,我妻子看到路边某农户的空心菜肥美无比,不觉心动,想贪点小便宜,凑上前去一个劲看菜园,见对方没什么反应,又一个劲夸菜园,尤其是夸赞空心菜长得逗人爱。不料一套老经验不管用,主妇不大认识她,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对她的花言巧语无动于衷,眼睛眨巴眨巴,径自修理水桶去了。
妻子追在她屁股头微笑和诱导,对方仍是启而不发,虽然给了她一把椅子,但一片菜叶也没给她。
这也就是说,朋友式的共产主义也不大灵了。
如此惨痛失败,让我笑了好久。
非法法也
邻村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呵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冒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
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差不多电霸一个,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呵!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地这样过去了。
疑似脚印
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异响,跑到院子里探头一看,见竹林里枝叶摇动,还有个隐隐约约的黑影,似乎正在藏匿。是谁呢?我随手抄起一杆铁锹大叫一声,那里便有一刻的静止,然后冒出一个顶着蛛网和草须的脑袋。
“我来砍点茅竹。”他露出两颗黄牙。
“你是谁?怎么砍到我院子里来了?”
“这些茅竹没有用的。”
“你说没用,我有用呵。”
我有些生气,觉得这人真是无礼,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擅闯私宅,冲着我的园林狠下毒手,是不是过两天还要来拆墙和揭瓦?可怜我精心保留下来的一片绿色,院子内必不可少的第二道或第三道绿色帷帘,已经被他撕开了缺口。围墙红砖裸露出来,砸得我眼前金星四冒。
他嘴唇肥厚得有些迟重,又披挂着嘴上又粗又密的胡桩,搬运起来不方便,吐什么字都是一锅稀粥。他说了他的名字又似乎没说,说了他家在何处又似乎没说,还说茅竹不是楠竹,只能砍下来卖给毛笔厂做笔杆云云,但我都没怎么听清。我喝令他立即住手,立即离开这里。他怔了一下,迟疑地点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回答得并不清楚更不肯定,或者干脆就不曾回答。
“这些茅竹只能藏蛇,留着做什么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他还在嘟哝,把已经砍倒的竹竿收拢成捆,扛上肩,总算出了门。
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进院门,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主人——又是那一嘴胡桩,像一个刷子没剩几根毛;还有两大块嘴唇,冲着我一番哆嗦和拥挤,总算挤出几星唾沫,是高高兴兴的唾沫:“回来了呵?”在他的身后,两头牛也有主人的悠闲自在,一边喳喳喳啃着草,一边甩着尾巴,拉下了热气腾腾的牛粪,惊动了上下翻飞的牛蝇。我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但定睛一看,这刚刚用石板铺成的路,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刚刚搭就的葡萄架子,明明还有我的手温。这围墙外的一棵大树和远远的两层山脊线,明明是我熟悉的视野,怎么眼下反倒让我有一种反身为客的紧张?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问。
他兴冲冲地指着一块菜土:“这里的地湿,你不能种蕃茄,只能种芋头和姜。你得听我的。”
他又指着樟树那边说:“那下面有两株好药,五月阳,你不要锄掉了,等我秋天再来挖。”
我完全不懂什么五月阳,也不在乎两株草药由谁挖走以及什么时候挖走,但我无法容忍他这种兴冲冲的劲头,这种无视法律和搅乱社会的口气。“你到底是谁?我同你说,这是我的院子,买下来的院子,我办了土地证的院子。这个意思你不会不懂吧?你要挖草药,要放牛,要砍茅竹,可以到外边去。你如果要进这个院子,就得经过我的同意。你懂不懂?你要不要我拿土地证给你看看?”
他怔住了,似乎再一次难以理解这么深奥和复杂的道理,“你是说,你是说……”
“我是说,你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放牛。”
“这里不能放牛么?”
“你觉得这院子可以让你放牛?”
“牛最喜欢吃这些茅草,你留着反正也是没有用……”
“留不留是我的事,对吧?”
“你要留呵?你要留,就早说呵。我不知道你要留。我不知道。你要是早说一句,我也就不会来了。”
他没有追究我不宣而禁不教而诛的责任,吆喝一声,赶着两头牛出了院门,一大捆牛草在他肩后晃荡,叶尖沙沙地刮扫着路面。他当然没有带走他的牛粪和牛蝇。
我给院门加了一把锁。
我加了锁以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他叫李得孝,外号孝佬,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只因为我买下的这块地,原是分配在他名下的责任地,二十多年来,已经被他跑熟了,甚至被他家的牛跑熟了。一放绳,根本不用驱赶,牛就乖乖地直奔这里而来。眼下,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不是不知道这块地经乡政府征用,最终卖给了我这个外来人。但他砍茅竹或者割牛草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往这块地上窜。想想吧,他熟悉这里的茅竹,熟悉这里的茅草,熟悉这里某个角落的五月阳,憋一泡屎尿甚至也曾经习惯性地往这里狂奔,一心要来增肥活土。他一时半刻哪能割舍得下?他远远就能嗅到这里的气味,远远就能听到这里发芽或落籽时吱吱嘎嘎的声响,连睡梦中一迷糊,也能感触到这里在雨后初晴或者乍暖还寒时的一丝抽搐或跃动。对于他来说,这些当然比一张土地证更重要。有人告诉我,自从我不久前两次把他逐出门外,他还是有点半醒不醒,好几次还扛着锄头来到我家院门前,见门上一把铁锁,才怏怏地蹲下或者徘徊,最后掉头而去,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