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像棵大树_林丹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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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地同他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与革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党要排满；官说革党是“匪”，革党说官是“奴”。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党；为革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既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
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以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实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
欢迎新文明的先觉！”
心香一瓣
作揖主义，处处点头哈腰，既避免了与他人无谓的争辩，省了气力与时间，又不得罪他人，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处世哲学，能留下更多的精力办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种看似聪明的处事方法，这种处世哲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在清末，清政府与革命党人相互口诛笔伐，进行了不少论战，结果仍是两方对峙，没有任何进步。
因此，应该少说废话、多付出行动。要革命，就要寻找“最经济、最爽快”的方法。“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才是对付顽固派、反动派的最彻底、最有效的斗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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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它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它，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得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得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
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心香一瓣
新思潮总是如洪水来临一样势不可挡，让有些人难以习惯和接受，而作为统治阶级的旧军阀则如食人的猛兽一样横冲直撞、蛮不讲理，因此蔡元培先生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洪水与猛兽竞争”。
那么，如何应对这两股不太平的势力呢？他认为，对于新思潮、新事物，应该用疏导法而非湮没法，让其自由发展，才能使之逐渐被接受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而对于旧的反动的势力，则最好将其“驯伏”，让它主动为新事物的发展开辟道路。
其实，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和希望，新旧事物的较量从来都是一个激烈而漫长的过程，新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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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我们的文化
郭沫若
世界是我们的，未来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的。
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而未来世界，未来世界的文化已经在创造的途中。
创造的前驱是破坏，否则，破坏就是创造工程的一部分。
鸡雏是鸡卵的破坏者，种芽是种核的破坏者，胎儿是母胎的破坏者，我们是目前的吃人世界的破坏者。
目前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是促进我们努力破坏的动机，也是促进我们努力创造的对象。
旧的不毁灭，新的不会出来，颓废的茅屋之上不能够重建出摩天大厦。
以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为对象而从事毁灭，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惟其有危险，所以我们的工程正一刻也不能容缓。
世界已经被毒蛇猛兽盘踞，当然的处置是冒犯一切危险与损失，火烧山林。
世界已经有猛烈的鼠疫蔓延，我们只有拼命地投鼠，那里还能够忌器？
和毒蛇猛兽搏斗的人多死于毒蛇猛兽，和鼠疫搏斗的人也多为鼠疫所侵害，这正是目前社会所不能掩饰的不合理的悲剧，然而这儿也正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化的精神中枢。
我们的精神是献身的。
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头颅所砌成，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鲜血的结晶。
长江是流徙着的。流过巫山了，流过武汉了，流过江南了，它在长途的开拓中接受了一身的鲜血，但终竟冲决到了自由的海洋。
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象征，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理想。
人类是进化着的，人类的历史是流徙着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是一部战斗的历史，整个是一部流血的历史。
但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快流到它的海洋时期了。
全世界的江河都在向着海洋流。任你怎样想高筑你的堤防，任你怎样想深浚你的陂泽；你不许它直撞，它便要横冲；你不许它横冲，它便要直撞。
你纵能够使它一时停滞乃至倒流片时，然而你终不能使它永远倒流向山上。
在停滞倒流的一时片刻中，外观上好像是你的成功，然而你要知道在那个时期以后的更猛烈、更不容情的一个冲决。
谁能够把目前的人类退回得到猩猩以前的时代？
谁能够把秦始皇帝的威力一直维系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河水是流徙着的，我们要铲平阻碍着它的进行的崖障，促进它的奔流。
历史是流徙着的，我们开拓历史的精神也就是这样。
中国的历史已经流了三千年了，它已经老早便流到世界文化的海边。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海边，就在这个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都是绵亘着的险峻的山崖。
中国的历史是停顿着了，倒流着了，然而我们知道它具有不可限量的无限大的潜能。
我们的工程就在凿通这个山崖的阻障。由内部来凿通，由外部来凿通，总要使中国的历史要如像黄海一样，及早突破鸿蒙。
有人说我们也在动，我们也要冲，但我们是睁开眼睛的，不能像你们那样“盲目”地横冲；我们要等待“客观条件的成熟”。
“我们的慰安是尺寸的进步，是闪烁的微光。”
好的，真正是你的慰安呀，别人为你准备好的客观条件已经快要成熟了。
为你这对可爱的三寸金莲已经准备下三千丈长的裹脚布，让你再去裹小一些，好再走得袅娉一点。
为你这个标致的萤火虫儿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金丝笼子，让你在那儿去慰安，让你也在那儿去进步，让你尾子上的一点微光在那儿去闪烁。
哼，真是不盲目的腐草里面生出的可怜虫！
宇宙的运行明明白白是摆在眼面前的，只有盲目的人才说它是“大谜”。
宇宙的内部整个是一个不息的斗争，而斗争的轨迹便是进化。
我们的生活便是本着宇宙的运行而促进人类的进化。
所以我们的光热是烈火，是火山，是太阳；我们的进行是奔湍，是弹丸，是惊雷，是流电。
在飞机已经发明了的时候，由上海去到巴黎有人叫你要安步以当车，一寸一尺地慢慢走去。
在电灯已经发明了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暴风狂雨的漫漫长夜，有人叫你要如像爱斯基摩人一样死守着一个鱼油灯盏，要用双手去掩护着它，不要让它熄灭。
这种人是文化的叛逆者，是自然法则的叛逆者，同时也就是我们当前的敌人。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世界是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