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像棵大树_林丹环-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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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真像鹜吗？
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像罢了。画家他深探入创形的秘密，发现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翮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进物质文化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枝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心香一瓣
画匠与画家、文字匠与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匠，而后者则是一个灵魂工程师。简言之，能否创新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虽说创新离不开学习和借鉴，但创新不是“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要学会借“蕴”。一个国家，只有大力进行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增强国际竞争力。
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唯有深入实践，才能开掘出创新的源头活水。要善于挖掘既有素材，深度开发已有资源，运用联想，发散思维，才能打通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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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节操
曹聚仁
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先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语滂曰：
“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滂别母就狱。他的母亲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光荣的吗？”党案牵连到李膺，有人劝李膺出走。李膺道：“处事不怕难，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分。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儿逃呢？”便就狱受毒刑而死。党案株连所及，各人的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锢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儿子从李膺为门徒；因为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景毅便自请免官，道：“因为敬仰李膺的为人，才着儿子去从他；难道漏列名籍，便自苟安了吗？”这种种地方，都可以想见当时士君子重节操、轻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又如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下来。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狱。孔融挺身道：“我做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的，请办我的罪。”吏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道：“我是家长，我负责任，请办我的罪！”一门争死，连郡县都不能决。我们看了这种舍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后还振发起来，无怪当时震荡一般人的心灵，大家都要砥砺节操了！
“哀莫大于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那末，中国读书人，都要个个都变成“汉奸”了！“礼义廉耻”之说方兴，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心香一瓣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坚忍不拔，是青松的节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凌寒独傲雪，是寒梅的节操。
高尚的节操，是检验一个人灵魂的试金石。我们的民族，正是得益于一批批具备崇高节操的仁人志士，才有了“中国人的气节”。
节操，还是尊严的体现。保持高尚的节操，就是爱惜自己的尊严。而有了尊严，一个人才值得他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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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脸与法治
林语堂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己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还好，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哩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哩，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给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硫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由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颠，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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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与“法治”，这两个词之间会有什么交集呢？读完，恍然大悟，原来脸大的可以求特权，求钱财；可以一呼百应，可以大事化小。此时此刻，法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玻璃门”而已。
直到今天，这种“法外开恩”的现象依然存在。总有人触了法仍可以逍遥法外，法律法规在脸大的人面前仍旧可以开绿灯……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等思想长期根植于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观念中。“人情”，显然已成为我国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障碍。
所以，不割断“脸”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就是一纸空文，和谐社会就仍“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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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五四断想
闻一多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耗），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停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地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让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念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是古训啊！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能成立。
革命也不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退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一个，不慌不忙，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但目前，我们还要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
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只得悠悠地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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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邻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革命是除旧布新的有效措施，青年则是革命的动力泉源。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勇敢坚定，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新事物符合客观规律，代表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因而必然战胜旧事物。但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道路都是曲折的，都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
因此，青年要推动时代发展潮流的前进，就必须首先革除旧的规章制度，这也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