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像棵大树_林丹环-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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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大勇者的风度
唐达成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在封建专制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
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恻，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
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
“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反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
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七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心香一瓣
大勇，是智慧与正义的融合，是勇气与气节的交织，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
一个大勇者，必定有荣辱之心，有宽容之怀，有坚强意志，有铮铮傲骨。
历史上有舍生取义者，有宁死不屈者，有凛然正气者……正是那些高风亮节的大勇之士，点亮了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今天，虽然时代已经斗转星移，但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这样一批大勇之士。他们奋战在各条战线，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自己朴实无华的人生。我们应当向这些时代楷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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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文人难过皇帝关
谢泳
英雄难过美人关。文人难过皇帝关。第一句是俗语，好理解，用不着多说。第二句是我杜撰的，需多说两句。
中国文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这是个好传统，也是个坏传统。这个“知己”如果是在野的人物，这还不要紧，如果是在朝的人物就复杂了，要是“知己”成为皇帝，“士为知己者死”就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皇帝一般都知道文人这个毛病，所以也懂得礼贤下士的传统。人都想把事情做好，皇帝也一样，但想做好是一回事，真做好又是一回事，而事实常常是尽做坏事。
文人是靠笔说话的，只要能说话，就要说真话。
不能说真话，就不说，千万不要说假话，更不要说不疼不痒的话。不是说真话的时候，沉默总还是可以的，要是沉默也要杀头，那说一点违心的话也可理解。
文人的毛病很多，但要命的在这“士为知己者死”一条。有多少文人，未遇知己的时候，有独立性，敢说话，一遇知己，就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一点中国的文人，就不如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文人，在野不行，禁锢太多，难以发挥作用，一肚子学问，找不到顾客，没办法，只好售予帝王家。
可一旦找到这个买主，文人那点独立性也就没了。这样的例子古今极多。陈布雷当年作为报人，是一支好笔，后来做了蒋介石的秘书，这支笔就不灵了。陈布雷自己知道自己的处境，但他有旧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没办法。直到死前，他还在《上总统书》中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其无负教诲。”（《陈布雷回忆录》第149页，台湾传记文学版）没有知己不行，有了知己也不行，真是矛盾得很。钱穆是大学者，未遇蒋介石前，说话就很直，但自从抗战中在四川青木关和蒋介石共进晚餐后，再后说话就有了余地。待到办新亚书院，花了蒋介石的钱，就更被动了。皇帝对文人好，人都是具体的，不动心不容易。知遇之恩是非常具体的，要超越，良心上总是过不去。总过不去，也就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
心香一瓣
“千古文章未尽才”，文人难过皇帝关，当文人遭遇政治，就常常会身不由己。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就应当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前行。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坚守很难，但只有坚守才能成就伟大。敢说话，说真话，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社会，也应该不断健全民主法制，创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言论自由氛围，这样才能使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思想像“舆论的纸币”一样自由流通。
xiＡoshuotxＴ。cＯＭt，xt；小；说；天；堂
第27章 中国就像棵大树
丰子恺
春间在汉口，偶赴武昌乡间闲步，看见野中有一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我一看就注目，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我徘徊不忍去，抚树干而盘桓。附近走来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