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_孔庆东-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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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新文学阵营的关系上,张恨水由对立和怨恨转变为合作和追随。他接受现实主义理论,接受新文学的主要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接受新文学对自己的批评和鞭策。这些都反映在他八年抗战的创作中。
张恨水抗战时期的中长篇小说共有20部左右,从题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战小说,包括《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巷战之夜》、《敌国的疯兵》、《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第二类是讽刺暴露小说,包括《疯狂》、《八十一梦》、《蜀道难》、《魍魉世界》、《偶像》、《傲霜花》等。第三类是历史和言情等其他小说,包括《水浒新传》、《秦淮世家》、《赵玉玲本记》、《丹凤街》、《石头城外》几部。这恰与该时期新文学小说的分类格局相同,而且在时间上也彼此呼应——抗战初期以抗战小说为主,后期则以讽刺暴露为主。这说明张恨水在文学观念上已经由“慢半拍”转为“同步和声”,与新文学共奏大雅了。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不同于他以前的“国难小说”。言情已经退居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如《大江东去》这样的“抗战与言情兼有者”乃是谴责女子对抗战军人的负心,趣味中心并不在言情,而《巷战之夜》等根本无情可言。代替趣味成为作品中心的,是观念。张恨水大力追求“写真实”,放弃编织故事的特长。他说:
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笔,必定有事实的根据,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取用为题材。因为不如此,书生写战事,会弄成过分的笑话。
另一个观念是民众思想,即“人民战争”思想。他的多数抗战小说都以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为描写和歌颂对象,而在描写正规军的《大江东去》和《虎贲万岁》中,也努力突出民众,以致引起当局注意,多数作品遭到“腰斩”。
与新文学的抗战小说一样,张恨水此类作品由于仓促求成,艺术上便禁不起时间的考验。平铺直叙,急于说教,既有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放弃艺术真实的倾向,又有制造巧合图解观念的毛病。如《敌国的疯兵》写日寇中队长饭岛,率兵将李大娘的养女莲子轮奸致死,结果发现莲子原来竟是饭岛早年在北京与李大娘作邻居时,寄养在李家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饭岛真的发了疯。这种因果报应的俗套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
相比之下,他的讽刺暴露小说取得了成功,这本来便是张恨水的特长,也是通俗小说的特长。与民国初年的黑幕化小说和张恨水早期的新闻化小说不同,这一时期的讽刺暴露小说贯穿着统一的叙事立场,即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正义感和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此前的通俗小说根本达不到的境界。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时代,“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zw(〗《写作生涯回忆》,《张恨水研究资料》p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zw)〗而《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等书,揭露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全民皆商,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穷得四处讨饭,卖掉一套善本《资治通鉴》,所得不值一包烟钱,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几乎写出了一部国难史,令人不由联想到安史之乱后杜甫那些“感时花溅泪”的“诗史”。二人均是在40岁至50岁之间,身经山河剧变,自己流离失所,目睹人民灾难,在入蜀前后,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峰。张恨水的这些讽刺暴露小说,艺术上并不完美,缺点很多,当然比不了杜甫的“三吏”、“三别”。但其间那种“穷年忧黎元”的人民性,深深感动了广大读者,掩盖了其艺术上的不足,做出了新文学想做而做得没那么精彩的事,因此大获主流文坛的欢心。
不过,不能因为张恨水的这一部分小说在主流文学史里得到了肯定,就认为它们在艺术上雅化到与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不分轩轾的程度。许多论著过分称赞《八十一梦》对讽刺小说体式的创新,其实创新并不等于好。《八十一梦》的总体结构是散乱乏序的,每一个梦也并非都“自然而紧凑”,完全可以构思和创作得更完美、更精炼。其他小说也一样,给人以丑闻罗列、人像展览式的印象,这种手法是《春明外史》、《新斩鬼传》时代的路子,从《啼笑因缘》以后,张恨水已经有所超越,开始追求典型化的路子。而40年代张恨水的小说只在人们脑中留下了篇名,却没有留下人名。这说明艺术上的雅化与观念上的雅化不一定是携手并进的,有时也许反要倒退。事实上,是轰动效应构成了这些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读者们告诉作者:“写得对,骂得好;再写得深刻些,再骂得痛快些!”周恩来鼓励说:
同反动派做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政治家要求斗争的“作用”,群众要求“骂得痛快”,这都是从“通于世俗”着眼的,没有人关心其“结构”与“技巧”。张治中代表政府来劝张恨水罢手停写时,也说“写得好,骂得对”。这些小说仍然是通俗小说,比新文学同类作品中艾芜的小说大概要好一点,比沙汀的就要差一点了,比张天翼也许正好,只是分量要厚重得多了。
张恨水的第三类小说,与前两类基本相似。历史小说《水浒新传》,写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击金兵、为国捐躯的悲剧,走的是借古喻今的路子。“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其思想主题与同期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历史剧是一致的,时代性、政治性十分突出。毛泽东曾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秦淮世家》、《丹凤街》等“半言情小说”,主题比较模糊,又想隐喻抗日,又想赞颂民众之“有血气,重信义”,“借以示士大夫阶级”,〖zw(〗《丹凤街》自序。〖zw〗)又含有对故都的怀恋,因此故事情节不够紧凑,影响不大。
总起来看,张恨水抗战时期小说的雅化核心在于创作宗旨和思想主题。他终于由消遣文学走到了听将令文学,终于“带艺投师”,被新文学招安到帐下。这使他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感觉使他在艺术技巧的雅化上有所放松。抗战时期小说的普遍问题是结构感差,像《八十一梦》的结构也只能说有独到之处,并不值得立为典范。其次是叙事语言不如战前流畅精美,叙述干预增多,有控制“释义播散”倾向,这是向清末民初小说风格的倒退。艺术技巧上更加雅化的地方表现在心理刻画意识似比战前更为自觉,这使《魍魉世界》、《傲霜花》等还比较耐读。但他写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商贩屠沽,却没能留下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八十一梦》等几部“斩鬼”之作,时过境迁以后,只能看做是他的“投名状”。提起张恨水,人们更多想到的还是他写于战前的“现代青年”系列。是新文学已经不再鼓励那些“雕虫小技”的探索,还是张恨水自己觉得“小雅”已经不必再努力,只要在思想上“精进不已”便是“大雅”,抑或是时代正要求新旧文学都向一种“四不像”的新形式靠拢?此中的得失很值得玩味。
沦陷区通俗小说的雅化与张恨水不同,在创作宗旨、思想观念以及题材选择上,仍保持着市民文学的本色。它们的雅化,是通俗小说本身的自然演进与深化,既有受新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一面,也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一面。它们主要表现为从艺术手法到艺术趣味的现代性调适。个别作家思想观念有超越性,但因受类型局限,表现仍是潜在的。
社会言情类通俗小说是新文学关系最密的近邻,早在战前的调整期和中兴期,就在雅化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沦陷时期,刘云若不是像张恨水那样无止境、无保留地向新文学靠拢,而是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风格。他并非不重视新文学,但他采取的是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立场。刘叶秋《忆刘云若》一文中说:
云若文思敏捷,才气纵横,曾经同时撰三、四部长篇小说,而每部各有机轴,奇情逸想,层出不穷。……他看过的小说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无所不读,而且分析评论,切中肯綮。可是他自己很谦虚,尝和我说:“我只上过几年中学,没读多少书,但我希望能把三分学问用到十分。”
我体会他这话的意思是读书不在多少,重在能“通”能“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就可以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否则,食而不化,即有十成学问,亦无用处。不过,这也还是云若有才,始能以少胜多,运用入妙。〖zw(〗转引自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p226,重庆出版社1991年。〖zw)〗
重在“通”和“化”,而不是简单搬用,这使刘云若的作品始终保持了纯正的“通俗味”。刘云若小说的情节密度大于张恨水,但却线条清晰,密而不乱。更能以几百字就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令人久久不忘,如同新文学中的老舍一般。据笔者看来,这一是得力于准确传神的细节描写,二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zw(〗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刘云若的每部作品都深深植根于他所熟悉的世俗生活,“描述地区,从来不出天津,最远也只是北京和通州,所以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左笑鸿《刘云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96,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恩格斯说:“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致敏·考茨基》。刘云若便是深深了解自己的读者的一切兴趣,摹写社会百态,言谈微中,刻画人物心理,数语传神。沦陷时期的《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等力作,不动声色地化用了许多中外高雅小说的技巧,但却巧妙地与中国传统的写意化和程式化融为一体,读者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审美水准,对其作品一直热情不减,甚至刘云若自己记错了人物姓名,读者仍能自行弄清,并不猛喝倒彩。在正统文学史中,《吕梁英雄传》一类新章回体的地位要高于张恨水,而张恨水无疑又高于“君名更在孙山外”的刘云若。而茅盾1946年却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吕梁英雄传》的作者在功力上自然比张先生略逊一筹。”茅盾《关于》,载1946年《中华论谭》2卷1期。郑振铎则认为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刘对当时的下层社会,各个方面,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在所遭遇的各色人物中,早已抽象出各种典型”。并认为《红杏出墙记》“是这一类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徐铸成《旧闻杂忆·张恨水与刘云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