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万岁_孔庆东-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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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你也出不去啦？天哪！……
（本文系为学生刊物约稿而作。）
“五四”难追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无论“捍卫五四”，还是“颠覆五四”，在今天这个言说泛滥的时代，恐怕都只具有当下话语的意义，所捍卫和颠覆的，其实都是某种现实，与“五四”本身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干卿底事”，却也实在构不成一种“映射”。因为我们和“五四”之间，已经隔了一座又一座长长短短的亭子，而我们自己，还在继续建造我们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风采气象，也是我们只能神往而无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中国都不乏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或者用貌似学术的说法，叫做“学生干政”。（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关心政治，就叫做“干”。学者，以舌杀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胜利并且左右了此后国家发展趋向的一次。为什么？
“五四”的全面胜利并不是由于北洋政府的民主开明（依照某些时髦学者的说法，北洋政府比国民党政府民主，国民党政府又比×××政府民主），而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而学生们为什么要闹“五四”？恰恰是因为学生们愤恨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北洋政府软弱得发不出薪水，发不出军饷，丧权辱国，内忧外困。国家一盘散沙，人民怨声载道。明明是“战胜国”（1919，不战而胜），却享受战败国的待遇。而中华民国已然成立八年，学生们所受的教育是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理当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罗家伦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尔逊，相信列强是会跟中国讲平等博爱的，全是中国的政府不好，不爱国，不敬业，不强大，不权威。因此，学生们揭竿而起（他们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号称“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热情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强有力地管理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统一、富强，外无寇，内无匪，安定团结，欢乐祥和。那样，21世纪就会是俺们中国的世纪。（那时就不必再跟威尔逊们讲什么平等了。）
于是，“五四”的学生们就闹得令我们今天颇有几分难以接受。他们闯入私人住宅，殴打国家的中央级领导（章宗祥跑入一家油盐店，被学生追上去，打得半死），还放火烧房。（这不就是“打砸抢”吗？主张“文革的根源是五四”的学者又有了“扎实”的论据。）这从法律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要到法庭上去给个说法的。所以警察抓了32个学生和1个店员，应属于正常执行公务。
可是学生大闹特闹，硬说赵家楼的火是老曹家自己放的。政府无奈，第三天就放了人。学生一看政府是纸老虎，就从此天天游行，日日叫骂。政府气急败坏，没心没肺地一下抓了一千多名学生，关在北大的二院三院，用了六七百名军警看守。没想到北大学生全体出动，扛着行李，要求集体坐牢。消息传到各界，全国沸腾，罢工，罢市，罢教，罢演。政府撑不住了，马上到“监狱”给学生道歉，恭请学生迈步出监。学生反倒端起架子，就是不出来。经过再三恭请，学生终于给了面子，出来了，临走顺手把警察给反关在里面。政府什么也没说，连夜批准曹张陆三个卖国贼“辞职”，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文告恭恭敬敬送到各个学校，像小学生给老师送检查一样。最后，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到此大获全胜。
“五四”以知识界对政府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结束，于是，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服从知识界的指导：强化自己。这强化没有几年，就出现了知识界未曾料到的问题。“三·一八”惨案中，政府用刀枪棍棒对付学生，大开杀戒，连鲁迅这种看透历史的人都连呼“竟不料”。此后的政府就越来越强大，统一了中国，消灭了军阀，赶走了鬼子，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蒋委员长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领袖之一。可以说，“五四”的政治目的完全达到了。然而，学生再也不能自由地游行了。也就是说，呼唤强权政府的“五四”是在软弱政府之下出现的，最后却在出现了强权政府之后，丧失了“五四”的气象。这能说是“五四”的错误吗？
目前泛滥着一种学术套路，凡是现实的问题，一律到历史中去挖根源（可以叫做学术上的“揭批查”）。现实为什么不好？是因为“文革”把人心搞坏了。“文革”为什么那么坏？是因为“五四”破坏了传统文化。沿着这个思路，可以一直追到上古，追到混沌初开。现实为什么这么坏？是因为上帝造了人。不是说历史与现实没有联系，而是应该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主因还在现实。如果说现实都是由历史决定好了的，那我们还研究什么学术呢？研究历史的目的应该是研究当时的“现实”因素的互动，以启发我们应对我们今天的现实。如果把罪责亭亭座座地向上推，等于是逃避对现实的审视和判断。历史是不可追的，不可更改的。倘若是有了“五四”便有了“文革”，有了“文革”便有了腐败，那实际是义正词严地声讨死者，而宽恕和纵容了所有活着的凶手。
否定“五四”，顺理成章地就会否定革命，否定启蒙，否定“为人生”，否定一切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所做的牺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区，抹杀十七年，消解鲁迅，嘲笑雷锋。思路淆乱的不会是历史，它只能淆乱现实。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论点。但这样的双方论点，都是没有多少学理价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帮”，它的历史观也跟“四人帮”是一致的。“四人帮”的最大错误就是犯了“改写历史狂”，结果在虚幻的改写历史中，既淆乱了别人的也淆乱了自己的现实。
所以，对历史的态度无论是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都没有本质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对现实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怀疑，消解，否定。告别革命也好，告别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词中的套语废话，反正告不告别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对现实生活充满关爱的人，才会写出诚挚的悼词。学术研究也是一样，首先保持了对现实的感悟，才会不执著于对“五四”的或褒或贬。“五四”是难追的，我们能够追上的，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随时可能脱缰的时代。
（此文系为纪念“五四”运动研讨会而作）
评头踩足篇
评论家都标榜君子动口不动手。其实，当你指点人家的青丝时，就可能已经踩到人家的玉足了。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命运的影响，才能更好地保持职业道德。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像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像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