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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周国平自选集_周国平-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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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活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没有时间和自己待一会儿,我就会非常不安, 好像丢了魂一样。

    我身上必定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 以审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如同罗曼·罗兰所说,是“一颗清明宁静而非常关切的灵魂 “。仿佛是它把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鼓励我拼命感受生命的一切欢乐和苦难,同时又始终 关切地把我置于它的视野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它的身边。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 难和失败,只要我识得返回它的途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它是我的守护神,为我守护着一 个任何风雨都侵袭不到也损坏不了的家园,使我在最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也不致无家可归。

    耶稣说:“…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他在向其门徒透露自己的 基督身份后说这话,可谓意味深长。真正的救世主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便是那个清明宁静 的自我。这个自我即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只要我们能守住它,就差不多可以说上帝和我们同 在了。守不住它,一味沉沦于世界,我们便会浑浑噩噩,随波飘荡,世界也将沸沸扬扬,永 无得救的希望。

    五 真与伪

    我走在街上,一路朝熟人点头微笑;我举起酒杯,听着应酬话,用笑容答谢;我坐在…群妙 语连珠的朋友中,自己也说着俏皮话,赞赏或得意地大笑……

    在所有这些时候,我心中会突然响起一个声音:“这不是我!”于是,笑容冻结了。莫非笑 是社会性的,真实的我永远悲苦,从来不笑?

    多数时候,我是独处的,我曾庆幸自己借此避免了许多虚伪。可是,当我关起门来写作时, 我怎能担保已经把公众的趣味和我的虚荣心也关在了门外,因而这个正在写作的人必定是真 实的我呢?

    “成为你自己!”——这句话如同一切道德格言一样知易行难。我甚至无法判断,我究竟是 否已经成为了我自己。角色在何处结束,真实的我在何处开始,这界限是模糊的。有些角色 仅是服饰,有些角色却已经和我们的躯体生长在一起,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其结果比剥 葱头好不了多少。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我们却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甚至隐 居和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种角色。也许,只有当我们扮演某个角色露出破绽时,我们才得 以一窥自己的真实面目。

    卢梭说:“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这话听起来自负,其实适用于每一个人 。可惜的是,多数人忍受不了这个失去了模子的自己,于是又用公共的模子把自己重新塑造 一遍,结果彼此变得如此相似。

    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社会而生活。然而,有必要节省社会的交往。我不妨和 他人交谈,但要更多地直接向上帝和自己说话。我无法一劳永逸地成为真实的自己,但是, 倘若我的生活中充满着仅仅属于我的不可言说的特殊事物,我也就在过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 了。

    六 逃避与寻找

    我是喜欢独处的,不觉得寂寞。我有许多事可做:读书,写作,回忆,遐想,沉思,等等。 做着这些事的时候,我相当投入,乐在其中,内心很充实。

    但是,独处并不意味着和自己在一起。在我潜心读书或写作时,我很可能是和想像中的作者 或读者在一起。

    直接面对自己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人们往往要设法逃避。逃避自我有二法, 一是事务,二是消遣。我们忙于职业上和生活上的种种事务,一旦闲下来,又用聊天、娱乐 和其他种种消遣打发时光。对于文人来说,读书和写作也不外是一种事务或一种消遣,比起 斗鸡走狗之辈,诚然有雅俗之别,但逃避自我的实质则为一。

    然而,有这样一种时候,我翻开书,又合上,拿起笔,又放下,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找 不到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觉得心中弥漫着一种空虚怅惘之感。这是无聊袭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 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 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 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 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 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自古以来,哲人们一直叮咛我们:“认识你自己!”卡莱尔却主张代之以一个“最新的教义 “:“认识你要做和能做的工作!”因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认识自己,而通过工作则可以使 自己成为完人。我承认认识自己也许是徒劳之举,但同时我也相信,一个人倘若从来不想认 识自己,从来不肯从事一切无望的精神追求,那么,工作决不会使他成为完人,而只会使他 成为庸人。

    七 爱与孤独

    凡人群聚集之处,必有孤独。我怀着我的孤独,离开人群,来到郊外。我的孤独带着如此浓 烈的爱意,爱着田野里的花朵、小草、树木和河流。

    原来,孤独也是一种爱。

    爱和孤独是人生最美丽的两支曲子,两者缺一不可。无爱的心灵不会孤独,未曾体味过孤独 的人也不可能懂得爱。

    由于怀着爱的希望,孤独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当我独自在田野里徘徊时,

    那些 花朵、小草、树木、河流之所以能给我以慰藉,正是因为我隐约预感到,我可能会和另一颗 同样爱它们的灵魂相遇。

    不止…位先贤指出,…个人无论看到怎样的美景奇观,如果他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他就决不 会感到快乐。人终究是离不开同类的。一个无人分享的快乐决非真正的快乐,而一个无人分 担的痛苦则是最可怕的痛苦。所谓分享和分担,未必要有人在场。但至少要有人知道。永远 没有人知道,绝对的孤独,痛苦便会成为绝望,而快乐——同样也会变成绝望!

    交往为人性所必需,它的分寸却不好掌握。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 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我相信,前…种交往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灵沟 通,它是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我与你”的相遇,既充满爱,又尊重孤独;相反,后一种 交往则是熙熙攘攘的利害交易,它如同尼采所形容的“市场”,既亵渎了爱,又羞辱了孤独 。相遇是人生莫大的幸运,在此时刻。两颗灵魂仿佛同时认出了对方,惊喜地喊出:“是你 !”人一生中只要有过这个时刻,爱和孤独便都有了着落。

    19926



 《今天我活着》序

    我相信我是一个勤于思考人生的人,其证据是,迄今为止,除了思考人生 ,我几乎别无作为。然而,当我检点思考的结果时,却发现我弄明白的似乎只有这一个简单 的事实:

    今天我活着。

    真的明白吗?假如有一位苏格拉底把我拉住,追根究底地考问我什么是今天,我是谁,活

    着 又是怎么回事,我一定会被问住的。这个短语纠缠着三个古老的哲学难题:时间,自我,生 与死。对于其中每一个,哲学家们讨论了几千年,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我只能说:我也尽我所能地思考过了。

    我只能说:无论我的思考多么不明晰,今天我活着却是一个明晰的事实。

    我认清这个事实并不容易。因为对明天我将死去思考得太久,我一度忽略了今天我还活着。 不过,也正因为对明天我将死去思考得太久,我才终于懂得了今天我该如何活着。

    今天我活着,而明天我将死去——所以,我要执著生命,爱护自我,珍惜今天,度一个浓烈 的人生。

    今天我活着,而明天我将死去——所以,我要超脱生命,参破自我,宽容今天,度一个恬淡 的人生。

    当我说“今天我活着”时,意味着我有了…种精神准备,即使明天死也不该觉得意外,而这 反而使我获得了一种从容的心情,可以像永远不死那样过好今天。

    无论如何,活着是美好的,能够说“今天我活着”这句话是幸福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便记录了我对人生境况的思考和活着的感觉。

    19926



 探究存在之谜

    一

    如同一切“文化热”一样,所谓“昆德拉热”也是以误解为前提的。人们把道具看成了主角 ,误以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剧,于是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当作一个持不同 政见的文学英雄受到了欢迎或者警惕。

    现在,随着昆德拉的文论集《小说的艺术》中译本的出版,我祝愿他能重获一位智者应得的 宁静。

    昆德拉最欣赏的现代作家是卡夫卡。当评论家们纷纷把卡夫卡小说解释为一种批评资本主义 异化的政治寓言的时候,昆德拉却赞扬它们是“小说的彻底自主性的出色样板”,指出其意 义恰恰在于它们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面前保持完全的自主。

    “不介入”并非袖手旁观,“自主”并非中立。卡夫卡也好,昆德拉也好,他们的作品即使 在政治的层面上也是富于批判意义的。但是,他们始终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够超越政治的层 面而达于哲学的层面。如同昆德拉自己所说,在他的小说中,历史本身是被当作存在境况而 给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义。

    高度政治化的环境对于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种威慑作用,一个人哪怕他是笛卡儿,在身历其境 时恐怕也难以怡然从事“形而上学的沉思”。面对血与火的事实,那种对于宇宙和生命意义 的“终极关切”未免显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是一位现代的笛卡儿,那么, 无论他写小说还是研究哲学,他都终能摆脱政治的威慑作用,使得异乎寻常的政治阅历不是 阻断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鲁迅曾经谈到一种情况:呼唤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来时反而沉寂了。我们可以补充一种类似 的情况:呼唤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来时也可能会沉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 ,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着政治淡 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 ,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比较起来,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 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 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所以,在移居巴黎之后,昆德拉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断地问世,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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