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成都·2009_文学成都·2009 编委会编-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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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反文化”，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突出的姿态，一种面对强势话语权的反抗。“莽汉们”尽管是一群张牙舞爪的“豪猪”，身上却“挂遍了诗篇”。李亚伟最广为传颂的诗作是《中文系》，“学生们白天朝拜古人和黑板晚上就朝拜银幕活着很容易地就到街上去凤求凰兮”；“河那边他说‘之’河这边说‘乎’遇到情况教授警惕地问口令：‘者’学生在暗处答道：‘也’”，这些句子，既充满张力、却无一不是经过精心打磨。“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有时，一个树桩般的老太婆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让孩子们吃下”；“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钓饵”、“树桩般”、“肥皂泡”、“银行”、“利息”，这些词似乎又在提醒人们，“莽汉主义”所要解构的，未必仅仅是附着在文化表面的语言，更是试图以严肃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批判性指向文化的深处。
作为对“文学成为政治意图解读品”这一历史现象的颠覆，在诗歌题材的选择方面，“莽汉主义”也同其他第三代诗歌一样，抛弃了宏大叙事，而贴近了日常生活。这一特点，在本选本所收录的《东北短歌（组诗）》中有着具体的表现。
《东北短歌》是李亚伟“弃诗经商”近10年，重新回归诗歌后的作品。诗里面有“女白领”，有“书商”，有“老鼠在洞里数钱的声音”，有“资本主义的女人”，有“业务”，有“发财”，有“全球化”，有“利息”，有“王经理”，有“加盟店”，有“客户量”，有“销售淡季”。诗歌本身是不排斥经济的，就像诗人也可以是生意人，正如李亚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所说：“我发现生意里面有更加浓烈的生活的气息。我认为这段时期的做生意对于写作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彻底投入了生活，更加了解生活。”
对诗人来说，在长久的写作生涯中，摆脱反叛的外形而依旧保持对生活的批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亚伟却做到了。
凸凹的第三条道路
凸凹被视为“第三条道路”诗人。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张叹风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包容性，无可无不可的写作方式，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成果持同样器重与观赏的态度”。简言之，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知识界与民间之间，“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凸凹本人则有另外的说法：“中国新诗歌历程中，大致梳理一下，如果说1923—1931是‘新月’的八年，1978—1986是‘今天’的八年，1986—2006是‘非非’的20年，2001—2006是‘中间代’的五年，那么，1999—2007一定是‘第三条道路’的八年！并且，第三条道路也罢，中间代也罢，非非也罢，必将还有更多的年份要走！”
取其概要，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理解凸凹的话，似可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今天”和“非非”之外的第三条路，亦即“文革”之后先后在中国诗坛占统治地位的“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究竟是知识界与民间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还是“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看来仍未可定。或许，这是由这一流派本身的包容性决定的，正如张叹风所言，“不代表谁，也不拯救谁；只认可诗歌状态，即那种探求真理的艰巨性与复杂性的勇气”；也正如凸凹本人用“主义说”进行阐释时所言，“打倒一切主义，独尊好诗主义，谓之第三条道路。这多少有点像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换言之，谁都可以走进第三条道路，只要标榜并践行好诗至上主义”。
幸好，“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我们大可放下对概念的争论，而把注意力放到诗歌本身上来。对“第三条道路”诗歌进行研读、对比，即可印证上文提到的包容，甚至可以发现前文所述“江湖”与“庙堂”之间的对比——凸凹自己的诗即是最好的例子。
《苞谷酒嗝打起来》是凸凹的重要诗集。这名字，就土得掉渣，一听就知道它不属于庙堂，不属于知识界，不属于文人。再从中间选一首《最怕》来读一读吧：
最怕和哥在山上
在山上也无妨
最怕飘来偏东雨
飘来偏东雨也无妨
最怕附近有山洞
附近有山洞也无妨
最怕哥拉妹子钻进去
哥拉妹子钻进去也无妨
最怕燃起一堆柴火
燃起一堆柴火也无妨啊
千万千万莫要妹子烤衣裳
没有现代诗歌的晦涩难懂，甚至佶屈聱牙。直接、浅易，却又韵味无穷。“千万千万莫要妹子烤衣裳”，如此灼热的对白，直逼原生态的信天游。这样的诗，让人想起的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让人想起的是国风，而不是大雅、小雅。
然而，凸凹却不是只写这样的诗，本选本所录的《事物，或说出》，完全呈现出了与“苞谷酒嗝”毫无关联的特质：“让大海说出蔚蓝、鱼、珍珠和飓风。让黑暗说出恐怖、自由、星星和猫头鹰的光明让大地说出丰收、河流、蛇、震颤……让正反说，让哭笑说重要的陈述，交给哑巴来说”。“让什么”说出“什么”，八个这样的排比句，似乎也说出了这个世界最深的隐藏。
这两首诗的反差，让人看到雅与俗在同一个诗人身上的融合，也让人看到了包容，看到了“第三条道路”的宽广。
中间代哑石及其他诗人
在现代诗里面，有一个与“第三条道路”堪有一比的派别——“中间代”。何谓“中间代”，有人这样解释：“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有一部分人并没有机会成为‘第三代诗群’的成员，也没有参加早期的网络诗歌运动，他们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写作，被称为中间代诗人”，“中间代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诗歌运动，而是指一代诗人的写作立场和诗风”。
自觉区分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相对独立的写作方式”，是“中间代”与“第三条道路”的相似之处。而“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诗歌运动”，以出生年龄来界定成员的方式，也显示出这个它并不像“非非”一样，能够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标准的诗歌派别。因此，诗人哑石该不该划入这个派别，也是各有说法。不过，他的不少诗作被收入《中间代诗全集》，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青城诗章》是哑石的重要作品，曾让他获得了“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梦亦非在《〈中间代诗全集〉的个案点评》中对这部诗集有如下评价：“它让人想起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陶潜，不同的是陶潜常常‘欲辨已忘言’，以物观物，而哑石则是以我观物，这组诗中有一个鲜明的自我形象，从‘我’的角度去与外物发生关系、思慎、玄想。”
也许是因为这种充满古色古香的作品，也许是因为独立的写作态度，哑石在成都诗歌界中有“隐士诗人”之称。当然，哑石的诗也不仅仅是只能“在生命与宇宙万物间转折、思辨，然后又迷失于大自然的幽静与无限生机之中”。选本收录的《欢乐》，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读上去竟有些读顾城的感觉——
有时，我把裤兜里硬币拿出来，
放在暗褐书桌上。它们
能兑换的欢乐，是如此微小，
让我几乎忽略，忘记它们的意义
——裤兜里，偶尔叮当响的，
还有童年的一个愿望
李龙炳一直生活在农村，因此，在他的诗歌中，粮食和大米便成了个重要的主题。脚站在泥土里，而心中满怀着诗意，这就是有了超越现实的力量，似乎应和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诗：“人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本选本收录的《粮食以北》，也没有脱离这样的主题，晓静在《真实的幻象》中对此诗有如下的评价：“这可以被看成一首关于生存与感恩的诗，而诗人对‘粮食’的感受与理解，通过无比生动的幻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粮食以北》里有这样的句子，“多少人和粮食和粮食的血和酒互为人质”；而诗人在《现实之痒》中说道，“粮食布满了我的身体”——这些句子，让人信服：诗人对粮食的热爱是来自内心的，来自血液的。
胡仁泽是一个独特的诗人。他的诗想象奇妙，抽象的感受，在他的笔下却往往被赋予了具体的形象，正如本选本所收录的《桶》：“桶受孕时所有的树，都晃荡着肚里的水……一只桶，常生着木头的病痛收腹，再收腹，或折断一截以缩小疼痛……”
对于他的语言特色，杨然在《诗人的隐语生活》有如下评价：“这个诗人在文字的笼罩下，独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隐语世界。在语言的国度，那些隐喻和暗示成为他手中的武器，使他在意象思维和想象思维的诗歌江湖上得以生存。他把内心的秘密隐情、思考的细微变幻、瞬间的精神体验以及不便明说的希冀等，都一股脑儿地交给了语言，交给了那些分行语句下此起彼伏的暗喻和转喻，将原本可以直白、露骨、单刀直入的平面叙述对象，转化为柔软、含蓄、半藏半露的空间意象。”
与哑石相比，李龙炳和胡仁泽的诗歌写作似乎更无派别可寻。其实，这对诗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写作的力量来自于作家内心，诗歌的写作更是如此。学者曹文轩在谈及文学派别时，有几个“不”：“不结盟，不圈地，不搞团伙。”他对此还有如下的解释：“对在文学创作领域搞团伙尚可容忍，对在学术界搞团伙深恶痛绝。”对于流派纷呈的成都诗歌界来说，这几句话或可供借鉴。
在中国诗歌界有这样的说法：“中国新诗的希望在四川，四川的诗歌在成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诗人聚集在成都。厚度撑起高度，此言不虚。w w wxiao shu otx tt，xt，小，说，天，堂
第58章 第八天
翟永明
二○○七年一月在纽约看关于生物革命之报道，知悉人类与其他物种结合的可能性，已被证实。
一
第八天
我们创造了生物神话
第八天
科学家取代了上帝
吃着转基因食品
看着转基因艺术
写着转基因文字
活在一间巨大的实验室
不见木不见森林
不见泰山也不见地球
只见一张基因排序图
显现出新物种
它们（他们）是羊？是虫？
是植物？是菌类？
是多利？玛丽？张三李四？
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们称兄道弟
他们有没有四肢？
这些事情只有科学家知道
他们有没有心？意识？潜意识？
这些事情连科学家都不知道
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们称兄道弟
转还是不转？这些基因
再次成为一个问题？
活在生命双性繁殖年代
莎士比亚可以庆幸：
他只考虑生存还是死亡！
生在二十一世纪
转基因提出了别样问题：
当两只蝴蝶想变成梁祝
是可能的
当一只蝴蝶思考它是否庄周
也成为可能
二
在考虑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