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成都·2009_文学成都·2009 编委会编-第6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什么要抒情，柏桦自己有一段话，似可作为他诗歌宣言的形象表达：“因为我们要挽留，通过诗篇来挽留，来依恋，重新到达。当我面对这一切，我的内心往往有一种过去熟悉的汹涌、激情，对山脉、河流，对人。比如我没有写信给你，但是我一直在挂念你，这就是抒情诗，主要是留恋一种东西，让它反复地吟唱，不消失，同时好像一个人在大海里需要一块木板，才能渡过他的生命。”
　　选本所收录的柏桦《生活》，却有些不一样，不抒情，相反有点“反抒情”。在“道路”、“远方”、“广场”这些具有明确象征意义、可以轻易引发抒情冲动的词语面前，诗人一反常态，不仅克制，甚至开始调侃和嘲笑——
　　生活，你多么宽广，像道路
　　带着政权的气味赶往远方
　　远方，各族人民在歌唱
　　大嘴唇、尖声音，加上蓝天和广场
　　广场呀，生长着漫长而颓唐的农业
　　饕餮或饥饿在四季里彷徨
　　因为诗人发现，生活并不总是那么宽广，也不总是充满歌声，在“道路”、“远方”、“广场”这些宏大主题背后，生活的本相是“剥竹”、“毁稻”、“杀猪”，于是，诗人决绝地宣告——“像生活，干脆就在睡眠中，在睡眠中清账”。这是抒情诗人柏桦吗？不是，但又好像是。我们完全感受得到，在这些噼啪作响的粗鲁动作下，诗人无法言说的情绪。或者说，这是诗人用“反抒情”的方式，哀悼那些已经逝去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杨黎与其他非非主义诗人
　　1986年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上，“非非主义”扬名立万，杨黎也伴随着“非非诗派”发起人之一的名号，在中国诗坛上活跃了近30年。事实上，在现代诗群体大展前一年，“非非”就已经开始聚集。大展当年，铅印民刊《非非》的亮相，宣告了这一诗派的正式成立。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诗歌运动中，“非非主义”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规范的诗歌流派：有诗人、有刊物、有作品、有理论、有诗歌理论家，甚至有自己的宣言。1986年和1988年，“非非诗派”先后以蓝马的名义发表了两篇宣言。《非非主义宣言》宣称：
　　退出世界！退出价值！退出语言！退出文化！退出人！
　　接下去我们就会返身高喊——
　　逮住世界！——摔它。揉它。改它。造它。
　　逮住价值！——剥开它。摆布它。竖起它。推翻它。等等它。
　　逮住语言！——骑它。玩它。捣它。乱它。组织它。解散它和解
　　雇它……
　　一系列理论，一系列作品，在诗歌理论界乃至于文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非非主义”提出了“前文化还原”的概念。按照罗振亚在《“非非”诗派：还原“前文化”的艺术探险》一文中的说法：“‘非非主义’诗人认为：前于人类创造文化之时，有一种永恒的存在状态即诗性存在状态，那时宇宙万物都呈现着天然的原初风貌和本原意义……可是，在经历了粗暴的人类行为（文化）侵略后，一切都被异化为符号化、语义化的‘文化的世界’。人也因各种文化规范和理性形式钳制，而委顿得失去了应有的生命活力。针对文化过程的累累负值，‘非非主义’的最大愿望和使命就是要给人‘洗脑’，把人从文化‘这部以符号系列为部件的特殊的机械装置’中解放出来，颠覆或清除历史形态对人的感觉、意识、语言的影响，使人在前文化语言的还原中恢复生命活力。”
　　“非非主义”对人的“解放”，是从语言开始的。正如何小竹在《四川先锋诗歌回顾》中所称：“非非主义注重语言的还原，主张清除语言（语词）中那些被文化污染了的语义，让词语回归最纯粹、本真和直接的品质。在诗歌写作上，接近罗兰巴特所谓的‘零度写作’，即：忌用比喻、象征、暗示、意象等修辞手法，使诗歌成为诗歌本身。”
　　杨黎的诗歌写作实践，是和“非非主义”的这一系列理论密切相关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非非主义”作为一个诗歌派别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杨黎转向了“口语诗”（或称“口水体”）的写作，然而从他的写作中，依然可以看到“非非主义”的传承。本选本中，就收录了一首这样的“口水诗”《找王菊花》。诗中，一个叫王菊花的窈窕淑女在北京和“我”同居三年零三个月，但有一天她走了，于是诗人问道：
　　在我们中国，有没有三百个王菊花
　　在北京，有没有三十个叫王菊花的女人
　　我曾经认识一个，仅仅是一个
　　而她走之后，我就一个也不认识
　　这样的诗，有没有诗味，是会引起争论的；这叫不叫诗，也是会引起争论的。是的，那些句子，就是人们日常口中的大白话。但作为“诗”，它又跟真正的大白话不完全相同，诗人在诗歌的最后叹息道：“波斯人说：新人旧人一代接着一代他又说：代代世人匆匆去了又来”。王菊花，一个多么土气、多么普通的名字啊，一个王菊花走了，会不会有另一个又来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白话之外，似乎又别有意味。
　　杨黎的这种“口水体”，总会让人不经意地想起“梨花体”：“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事实上，二者确实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2006年那起“梨花体诗歌事件”
　　中，杨黎曾在北京发起了“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而乌青则写下了《下一首诗》声援赵丽华：“你看了我的诗说这种东西你一天可以写一百首我说我的下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虽然晚了一代，乌青与杨黎在诗歌流派上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乌青上中学时就读过“非非主义”干将杨黎、何小竹的诗，“忘不了内心的那种契合”。1999年9月，来成都一游的乌青偶然得到何小竹的电话号码，如获至宝。这一次，乌青也见到了杨黎，并从此系统地接触到了杨黎的诗歌理论。
　　本选本中，录有乌青诗三首。《一根鱼刺插在牙龈上》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事实上，现在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一根鱼刺插在了我的牙龈上”，似乎颇得杨黎真传。《为豌豆写一首诗》则是最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诗味的，带着现实主义的气息——
　　每当我看到你绿色的小身体
　　和你煮熟后散发的清香
　　就仿佛回到了温暖的童年
　　张3是跟“废话体”诗派有交往的诗人，但和正宗的“废话体”比起来，在“拒绝隐喻”和“消解深度意象”方面，还是有所差异。本选本收录有他两首诗。
　　《云上来的幽灵》里，“我还在失落什么两场雨都如同假惺惺的泪滴”；《一段护栏》里，“这段护栏像一座无名的坟墓埋葬了我的什么我却总是路过，路过”，这样的句子，与“非非主义”及其衍生流派比较，无疑更具有传统诗歌的意味。
　　吉木狼格也是“非非诗派”的重要成员，他参加“非非诗派”的时间非常早，1986年。除此之外，他还具有另一个身份：彝族诗人。［t。xt小，说［天堂｝



第57章　从成都出发，去看诗歌的前世与今生（2）


　　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和小说家，他的作品几乎毫无例外会带有相当浓烈的民族特色，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但吉木狼格是例外的，在他的诗作中，几乎很难读到对故乡深切的爱恋，也很难找到跟彝族传统文化相关的意象，诸如吉狄马加诗中的“火塘”、“岩羊”、“鹰”、“太阳”、“披毡”、“百褶裙”、“苦荞”等等。换言之，他不是一个通俗意义上的民族诗人。究其原因，按照评论家的说法，是因为“他是一个融入现代生活的彝族人”。
　　其实，与其说吉木狼格是一个“融入现代生活”的人，不如说是他一个具体落实“非非主义”的创作理念的人；与其说他的诗歌不使用具有彝族特色的意象，不如说他的是跟“非非”诗派的其他诗作一样，都是反意象的。“反意象”，是“非非主义”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支撑，也是与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其他派别的趋同点。所谓“反意象”，反的不仅是中国传统诗歌中的“大漠孤烟直”、“星垂平野阔”，也反的是在第三代之间就功成名就的“朦胧诗”，诸如舒婷的“橡树”（《致橡树》）、“灯”或“灯笼”
　　（《赠别》《也许》《献给我的同代人》）、“三角梅”（《日光岩下的三角梅》《心愿》），北岛的红罂粟（《走吧》）、绳索（《回答》）。
　　吉木狼格的《怀疑骆驼》被称为“非非主义”代表诗作之一。顾城诗中的松塔、露珠、雨滴，会让人想到童话，但吉木狼格笔下的骆驼，却不会让读者联想到耐渴负重的沙漠之舟：“已经是小心翼翼的时刻门仍然虚掩着外面偶尔有声音我开始想着骆驼它在哪里呢，动作缓慢地独往独来”。
　　在这样的诗句中，与其说看到了“骆驼”，倒不如说我们看到了作者本人，一个“独往独来”的冥想者。而在本选本所录吉木狼格的《关系》中，我们会再次体会这样的冥想：
　　只有在山里的夜晚
　　你才能感到
　　什么东西在慢慢逼近
　　什么东西又在慢慢远去
　　一些声音毫无由来地响起
　　又毫无由来地消失
　　如果你睡着了
　　你就是它的一部分
　　如果你醒着
　　并且在听和想
　　你就注定要和它作对
　　哪怕你很小，它很大
　　李亚伟与莽汉主义
　　某种程度上，李亚伟也被视作“非非主义”的重要诗人，不过他被人记忆的却是另外一枚诗歌标签——“莽汉主义”的创始人。有种说法称，李亚伟在1987年加入了“非非主义”，然而，那之前的1984年，“莽汉主义”就创立了。提起“莽汉主义”，最为常见的定义就是“反文化”。何小竹认为：“莽汉主义显示了一种非理性式的反文化姿态，他们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摧毁优美、解构崇高是他们诗歌的心理基点，随意性的口语、放荡不羁的叙述主体、‘垮掉的一代’的形象特征，是他们诗歌的鲜明标志。”
　　提及“摧毁优美、解构崇高”，必须回到“莽汉主义”诞生的年代才能加以审视。那个时代，“文革”刚结束不久，那之前很长时间里并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大量所谓的作品不过是政治宣传的代用品，那么所谓的“优美”与“崇高”也就显得来路可疑了。“文革”结束之后盛行的“朦胧诗”，可以看做是对那个虚假年代的反动，然而，在“莽汉们”看来，朦胧诗自身也是幼稚的、简易的、不成熟的，是需要解构、颠覆和反动的。正如李亚伟在接受《南方都市报》所言：“朦胧诗更应该被称为后‘文革’诗歌。从它的内容和创作而言，应该划归为“文革”那块……朦胧诗是不成熟的。”“它的内容和语言都是不成熟的。内容方面大都表达对‘文革’生活和政治的反思……朦胧诗唱出了简易的政治情结和初恋式的简易的爱情，哪怕从诗艺和内容上来说都不够丰富和成熟，但已经足够让缺失爱和自由的一代人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所谓“反文化”，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突出的姿态，一种面对强势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