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成都·2009_文学成都·2009 编委会编-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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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他试图在状写云谲波诡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蒋蓝以散文之笔，将生命转换成历史烟云中的人物与形迹，将今人的灵魂与黄仁宇：中国近代史的出路［m］。大历史不会萎缩。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故人对接，力图实现传统文化与人性的精神契合。在对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蒋蓝着意考量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时时关照自身，有着自剖自审的意识。以现代性为参照坐标对历史进行比较和反思，着眼于过去，用心却在当下，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这种生命的焦灼和文体的自觉，表现出作者重塑历史精神的渴望，也表现出创造新的文体的自信。他在作品中所能达到的历史深度、情感深度乃至哲学意蕴，以其强劲的文学魅力给我们带来崭新的阅读经验和生命意义的反刍。《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蒋蓝用极理性的语言表达了对英雄石达开的敬意：“我想，石达开之所以感动后世，一是他的睿智、豪爽、悲情所形成的人格魅力；二是他承受了生命中不堪承受之痛。他用上百块挂在铁钩上的肉，突破了一种大限。所以他无须再讲一个字。因为，对一具被制度的刀具细心洞穿的身体来讲，再多讲一个字就是丧尽天良。”这种克制的理性，却深邃地表达出作者的审视维度和精神的自由向度，内质的悲凉仿佛能在读者的心头绕梁三日。蒋蓝写人，不虚美，不隐恶，不随意臧否，不泼污水，这使他的散文充满人的声音，人性的细节，有了“复调”品格，那些人物不再是神圣化或妖魔化的怪物，而是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
“博而不约是谓俗学，约而不博是谓异端。”，历史散文创作需要作者具有博而能约的整合能力和收敛思维，从而发现一些规律性的见解。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翻阅、研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得拥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丰富知识才行；除了纵向描述外，还得进行横向的中西比较……作者非但不能重复前人的话语，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独特描述与深刻感悟。蒋蓝在《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中，对石达开被凌迟的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证，便显出其不同一般写作者的严谨态度和考据功夫，更可看出作者于细节中追溯历史真实的体悟能力。“我推测，‘绑赴市曹’不过是公文词语，因为必须这样说，才符合官场要求，以免留下‘拖延’的把柄。其实，为防止突生变故，对石达开这样的巨魁，权柄者往往渴望一刀两断，越快越好。我征询过成都文化学者蒋维明、郑光路的意见，他们或撰文或对我指出，审讯后，即在臬台监狱对石达开进行凌迟。”
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发轫期，文学性便已作为散文的重要本体性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彰显。其根本特质，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这一重大文学命题作了论述：“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人的文学”要“发现‘人’”，“‘辟人荒’”。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表现“人化”的存在，而散文是人性景象中最直接的语言现实。白郎散文《灵光消逝的祖地》便为我们呈现了祖先地盘上的生活切片，这些生活切片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人，指向了“人化”的存在。
“我”在祖宅土楼二楼望向院子时，“有时可看到祖母驼着个背在一棵苹果树下静静地做针线活，她坐在一个浅黄的草蒲团上，头上裹了块青布，身上穿着纳西式的素色皂衣，朝外翻着的袖口宽大阴白，像东巴经里描绘的两只白蝙蝠。”祖母带给白郎的童年记忆交错着故乡的风土人情、民族宗教、供奉仪式和亲切的生活经验，这些记忆铺垫了作者儿时的生存经验和美感来源，成为其精神上的原乡。童年总被作家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白郎将童年作为灵感和生命的源泉，就像以追悼仪式来接受过去的自我已消逝的事实，始终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回望童年，在成年的理性穿透中赋予生命释放的特质。他追述祖母的文字，都跳动着浓酽的幸福感觉，这种感觉包括人生之初由民族宗教带来的应对自然无常的安全感，也有受祖母灵告的列祖列宗的被庇护感。ＷＷw。xiＡosＨuotxt。ＣＯＭt…xt…小…说…天。堂
第46章 从成都出发，自由地追求，闲适地写作（2）
阿布家族和净托家族的故事则更像是白郎在追寻自身的存在感——他作为一个人的出处与来源，他与族中人物的相互印证。虽然“我”在此节中的出场，仅仅只是一个顽童，“幼年时，我常在祖宅散发着浓烈稻草味的草楼上嬉耍，黯黄色的大草垛旁，放着一些祖传的打铁用具，其中有一个长形的土制鼓风器，当我拉动风箱，一股风便会蹿出来，拂起几根稻秆，偶尔，上面歇着一只小纺锤似的缩在稻叶间的稻苞虫”。但是无论是对曾祖父、祖父、二祖父、二奶奶等等人物的讲述，都是一种来至血缘至亲的体恤和认同。有沉鱼落雁之姿的二奶奶在被人诅咒后莫名其妙地半身瘫痪，生不如死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的经历，更像是作者对祖辈传奇历史的挖掘与阐释。身长鹤立的红军外公，则是“我”现世生命的最大骄傲和最深切的崇拜。
“金朝人赵秉文的《海青赋》云：‘俊气横鹜，英姿杰立。顶摩穹苍，翼迅东极，铁钩利嘴，霜柳劲翮。’长大后，我读到这首浩气逼人的鹰诗时，立时就怀念起左牵黄右擎苍的外公来。”外公的猎技、猎狗、猎枪、鸽子都是面对自然生存时最有征服力的象征，而“莹白的毛主席石膏像”和语录本则是适用于社会生存的符号工具。但充满生命力的外公不会被驯服成一个政治化的标本，所以家中就还有外公从吴烈山上挖掘下来的兰草，记忆里就还有外公收缩鸽线在恰当的时机下网罩住的飞鹰。这些在文中接连出现的种种意象“是作者生命感的自然流淌，是生命体验贯注于语词，并为自身找到可以‘触摸’的形质。语词在成为意象的过程中，从单一的意义规定中逸出，浮游在形态与意义之间”。灵光消逝的祖地，是赤子对故土和灵魂栖息的眷恋。回不去的原乡，永远是生命最诗意的栖居之所。寻找精神家园是作家乃至一切艺术家都爱做的一个白日梦，真正的精神家园是子虚乌有的，每次寻找都只是净化灵魂的一段心路历程，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寻找过程中精神朝圣的情感体验。家园意识是艺术家们最后的精神乌托邦，也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最后一块净土。“当汽车爬过古邱塘关的关坡时，青瓷色的长天中浮出嵯峨的玉龙大雪山来，那庞大的底座呈现着仿佛被青铜浸染过的铁黑色，上端堆满了混合着古雪和新雪的盖世白雪，纳西人的圣山一头挽着天界，一头挽着人界，它的圣性之光照住了离开家乡的赤子，并将照住他的一生。”
除了家园意识，作家在民族生活的记述中应有更超越的人生哲理的思考，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唯有面对死亡，才能充分展示生命极脆弱又极强韧的丰富内核，以及不能解的无奈和不可逼视的庄严与尊贵。《灵光消逝的祖地》中，乌鸦是纳西习俗中“迎生送死”的使者，“有几次，‘在阿布巢窝’的墓地上，我曾近在咫尺朱光潜：《具体与抽象》［m］。《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570页。
地观察过鸦群，结果发现所有乌鸦的羽翼上，都透出一些清幽的绿光，当它们把翅膀伸开时，绿光就迅速扩大为一片，并使黑色的身体看上去有一种光洁的鬼魅之气”。“我”对于这种关联着生死的人神之媒的灵鸟，怀有自然崇拜的情感，也怀有一种神秘的悲伤。这种悲伤，源自民族文化的生命底层，更源自血液里的情感认知。生死无常，福祸有天，在必须面临死亡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意象可以支撑我们的情感判断，无论如何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滋养。所以，“我祖母对乌鸦的叫声非常敏感，她听到了乌鸦的哀叫声，就会伤感地告诉我：‘乌鸦哭了三声，也许又有人家要办丧事了’。”
写过小品文的贾平凹曾在《静虚村记》中表达过自己的审美理想：“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寻拙朴的地方难。”回到“边缘”，并安于和甘处边缘，以“边缘化”心态从事创作是新时期小品散文作家的最突出特点。以写物为主的小品散文，能充分体现作者对生活本真的热爱，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古代中国就有无数名人志士将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日常生活常常具有一种诗性象征，是人的精神自由舒卷之地，亦是对现实逃避的家园，因而常处于与世俗社会对立的文化系统之中。它牵扯到诗意的人生与世俗的人生，知识分子的主体定位，人的终极价值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日常生活”具有以下功能：在人文目的与社会现实严重对立时，退而成为某种诗意人生的象征。古代文人的“隐”，并非隐于荒郊野外，而是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回到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描绘的那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农家田园。在此，日常生活成了某种人文理想的象征，传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人格操守。
然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诗意化的日常生活的背后，仍然存在着痛苦，一种价值与行动分离的焦虑，闲适只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掩饰内心不安的托词，其强烈的策略意识显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作者不再是处于与环境的消极适应关系中作被动的简单的观念嬗变和行为调整，而是在意识中确立自我本位思想。蒙田曾说自由、隐逸和清静，是散文的必要前提：“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在这“店铺后间”，散文作家才有望经由自由的隐逸和冷静的思索而实现自己真正内在的要求和使命。
当代小品文在对个性的张扬、本色表达的强调、闲适风格的推崇中，实际上是现代知识分子从对传统的否定批评到对既存现实及其准则的质疑和批评，他们的内在性原则——对精神自由的推崇，体现出现代小品文创作主体的文学自觉。正如卢泽明在《蜀草丛谈》里对城市建设中所谓绿化的质疑：“现在的城市是一个水泥的世界，可容植物生长的专用土地上，都是人工种植的单一植物，野草野花是被拔除消灭的对象。其实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