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盛宴_林语堂-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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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情愿忍受暂时的失败，静候时机，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依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而运行的情势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始终做“傻瓜”。
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躁胜寒，
静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老子·道德经》下同）
我们既然知道，依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始终做傻瓜，所以，其自然的结论是：竞争是无益的。老子曰：智者“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现代的作家也许会加上一句话：“世间如果有独裁者能不靠密探的卫护，我情愿做他的党徒。”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之力，
是谓配天古之极。
动力与反动力的规律造成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局势：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我觉得如果老子当时被邀请去担任凡尔赛会议的主席，今日一定不会产生一个希特勒。希特勒以他在政治上称霸之速为证，断言他和他的工作一定曾经得到“上帝的庇佑”。我倒以为这件事还要简单，他是得到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神魂的庇佑了。中国的和平主义不是人道的和平主义，而是老猾的和平主义——不是以博爱为本，而是以一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为本。
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
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
鱼不可脱于渊；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关于柔弱者的力量，爱好和平者的胜利，与潜隐的利益这一类的训诲，真没有一个人比老子讲得更有力量。因为在老子看来，水永远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征——水轻轻地滴下来，在石头上穿了一个洞，水具有道家最伟大的智慧，朝着最低下的地方流过去：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之下，故能为百谷王。
“谷”也是同样平常的象征，代表空洞，代表世间万物的子宫和母亲，代表阴或牝。
谷神不死，
是谓元牝。
元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以牝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代表西方文化，大约不是牵强附会之谈吧。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消极的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象子宫或山谷；老子曰：“……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凯撒（julius caesar）要做一个村庄中的第一人，可是老子却给我们一个相反的忠告：“不敢为天下先。”讲到显名的危险这一类的思想，庄子曾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去反对孔子及其夸耀知识的行为。庄子的著作里有许多这种诽谤孔子的文章，因为庄子写文章时，孔子已经死了，而当时中国又没有关于破坏名誉的法律。
孔子围於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
曰：“然。”
“子恶死乎？”
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
“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祸。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
我曾写过一首诗，把道家的思想概括起来：
愚者有智慧，
缓者有雅致，
钝者有机巧，
隐者有益处。
在信仰基督教的读者们看来，这几句话一定很象耶稣的“山上训言”；在他们看来，这几句话也许同样地没有效力。老子给“山上训言”加上一句有趣的话：愚者有福了，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庄子继续着老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名句而说：“弃智。”柳宗元在八世纪时称他比邻的山做“愚山”，称附近的水流做“愚溪”。郑板桥在十八世纪时说了一句名言：“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中国文学上是不断地有赞颂愚钝的话的。美国有一句俚语说：“别太精明。”（don’t be too smart）由这句俚语就可以看出抱这种态度的智慧。最有智慧的人常常假装做“傻瓜”。
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上看见一种希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大智对自己发生怀疑，因而造成（据我所知）唯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最早期的潜隐为人生斗争之最佳武器的理论。由庄子的“弃智”的忠告，到尊崇愚者的观念是一个短短的过程；在中国的绘画里和文艺作品里的乞丐，隐蔽的不朽者，癫僧，或《冥寥子游》中的奇绝的隐士等等的人物中，我们不断地看见这种尊崇愚者的观念。智者在人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了；这种觉悟含着一种浪漫的和宗教的情调，而进入诗的狂想的境界；于是那个可怜的、衣服褴褛的、半癫的和尚，在我们的心目中变成最高的智慧和崇高的性格的象征了。
傻瓜的讨人欢喜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世人是憎恶一个跟同伴们来往时过于精明的人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章，表白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情愿用四个极愚笨而极忠心的仆人。任何人想起所有的朋友和同伴时，都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人，并不是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而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人；我们喜欢愚笨的仆人，因为他比较靠得住，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们尽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必处处提防他。智慧的男人多数要娶不太精明的老婆，智慧的女人多数要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傻瓜，都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很讨人喜欢，很受人的爱戴。例如，宋代的著名的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因为有一次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叫那块石头做他的“丈人”，遂得到这个名号。他和元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洁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寒山和尚，蓬头赤足，在各大寺院跑来跑去，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剩下来的残羹冷饭，而在庙寺和厨房的墙壁上写不朽的诗。受中国民众所爱戴的最伟大的疯和尚无疑地是济颠和尚，又名济公；他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续越长，其篇幅至今约比《堂吉诃德》（don quixote）多了三倍，看来似乎没有完结。因为他是生活于一个魔术、医药、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而且具有一种神力，能在距离几百英里远的城市里同日出现。纪念他的庙宇今日还屹立于杭州西湖附近的虎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长、李卓吾和金圣叹（他自号为“圣叹”，因为据他说，当他出世的时候，孔夫子的庙堂里曾发出一声神秘的叹息）。虽然和我们一样正常，可是多少因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违背传统的习惯，不免给人一种疯狂的印象。
中庸的哲学：子思
我相信一种注重无忧无虑、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会劝我们脱离一种太匆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因而使人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现代的人需要这一阵玩世的清鲜的风，因为这对他是有益的。那种向前瞻望的哲学，那种使人类在徒然的、浪费的活动中过生活的哲学，也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部玩世思想遗害更大。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生理上的工作的冲动，随时随地可以抵消这种哲学的力量；这种放浪的伟大哲学虽则很受人的欢迎，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大多数的人不能成为玩世者，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哲学家。
所以，据我看来，玩世主义很少有变成大众所崇奉的流行的思想的危险。在中国，道家的哲学获得中国人本能的感应，这种哲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由每首诗歌和每幅风景画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甚至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们依然在过着熙熙攘攘的生活，依然有许多人相信财富、名誉、权力，立下决心，热切地要为他们的国家服役。如果不是这样，人们便无法生活下去。不，中国人只在他们失败的时候才做玩世者和诗人；我的同胞多数还是很高明的展览家。道家玩世的思想的影响仅是在减低生活的速度，同时在遇着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民去信仰动作和反动作的自然律，这种自然律结果是会使正义实现的。
然而，中国思想上还有一种相反的势力，和这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自然的放浪者的哲学，站在对立的地位。和自然绅士的哲学对立的是社会绅士的哲学；和道家哲学对立的是儒家哲学。如果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仅是代表消极和积极的人生观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是中国人的，而是人类天性上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天生一半道家主义者和一半儒家主义者。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照理应该跑到山中去居住，过着隐士的生活，竭力摹仿樵夫和渔父的简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樵夫是青山的君王，而渔父是绿水的主人。道家的隐士在山上的白云中半隐半现，一边俯视樵夫和渔父在相对闲谈，一边默念山依然是青的，水继续地流着，完全没有理会到那两个渺小的谈话者的存在。他由这个凝想中获得一种澈底和平的感觉。然而，那种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哲学，终究是拙劣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比这自然主义的哲学更伟大，这种哲学就是人文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也能够保存原有快乐的本性的人。一个人如果须离开城市，在山中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不过是一个第二流的隐士，他还是他的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不怕环境的影响。所以，一个僧人如果回到社会去喝酒，吃肉，和女人来往，而同时这种行为不会伤害他的灵魂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因此，这两种哲学颇有合并起来的可能。儒教和道教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个学说只是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种极端的理论之间，是还有许多中间的理论的。
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