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_阿城-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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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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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观过了世俗,再来试观中国小说。
“五四”以前的小说一路开列上去不免罗嗦,但总而观之,世俗情态溢于言表。
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
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
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
我读《史记》,是当它小说。史是什么?某年月日,谁杀谁。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杀”为“弑”,弑是臣杀君,于礼不合,一字之易,是为“春秋笔法”,但还是史的传统,据实,虽然藏着判断,但不可以有关于行为的想象。
太史公司马迁家传史官,他当然有写史的训练,明白写史的规定,可你们看他却是写来活灵活现,他怎么会看到陈胜年轻时望到大雁飞过而长叹?鸿门宴一场,千古噱谈,太史公被汉武帝割了卵子,心里恨着刘汉诸皇,于是有倾向性的细节出现笔下了。
他也讲到写这书是“发愤”,“发愤”可不是史官应为,却是做小说的动机之一种。
《史记》之前的《战国策》,也可作小说来读,但无疑司马迁是中国小说第一人。同是汉朝的班固,他的功绩是在《汉书》的《艺文志》里列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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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
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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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还有和尚的“俗讲”,就是用白话讲佛的本生故事,一边唱,用来吸引信徒。我们现在看敦煌卷子里的那些俗讲抄本,见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说初型。
宋元时候,“说话”非常发达,鲁迅说宋传奇没有创造,因有说话人在。
不过《太平广记》里记载隋朝就有“说话”人了,唐的话本,在敦煌卷子里有些残本,例如有个残篇《伍子胥》,读来非常像现在北方的曲艺比如京韵大鼓的唱词,节奏变化应该是随音乐的,因为有很强的呼吸感。
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州一地就有说话人百名,不少还是妇女,而且组织行会叫“书会”。说话人所据的底本就是“话本”。
我们看前些年出土的汉说书俑,形态生动得不得了,应该是汉时就有说书人了,可惜没有文字留下来,但你们不觉得《史记》里的“记”“传”就可以直接成为说的书,尤其是《刺客列传》?
宋元话本,鲁迅认为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变迁。我想,除了说话人,宋元时民间有条件大量使用纸,也是原因。那么多说话人,总不能只有一册“话本”传来传去吧?
汉《乐府》可唱,唐诗可唱,我觉得宋诗不可唱。宋诗入理,理唱起来多可怕,好比文化大革命的语录歌,当然语录歌是观念,强迫的。宋词是唱的。
中国人自古就讲究说故事,以前跟皇帝讲话,不会说故事,脑袋就要搬家。
春秋战国产生那么多寓言,多半是国王逼出来的。
王蒙讲了个《稀粥的故事》,有人说是影射,闹得王蒙非说不可,要打官司。其实用故事影射,是传统,影射得好,可传世。
记得二十年前在乡下的时候,有个知青早上拿着短裤到队长那里请假,队长问他你请什么假?他说请例假吧。队长说女人才有例假,你请什么例假!他说女人流血,男人遗精,精、血是同等重要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请遗精的例假?队长当然不理会这位山沟里的修辞家。
我曾经碰到件事,一位女知青恨我不合作,告到支书面前,说我偷看她上厕所。支书问我,我说看了,因为好奇她长了尾巴。支书问她你长了尾巴没有?她说没有。
乡下的厕所也真是疏陋,对这样的诬告,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没看,只能说个不合事实的结果,由此反证你没看。幸亏这位支书有古典明君之风,否则我只靠“说故事”是混不到今天讲什么世俗与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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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时读书人不能科举做官,只好写杂剧,应该说这是中国世俗艺术史上的另一个“拍案惊奇”。
元的文人大规模进入世俗艺术创作,景观有如唐的诗人写诗。
元杂剧读来令人神旺的是其中的世俗情态与世俗口语。
“杂剧”这个词晚唐以来一直有,只是到元杂剧才成为真正的戏剧,此前杂剧是包括杂耍的。台湾“表演工作坊”来美国演出过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体例非常像记载中的宋杂剧。
金杂剧后来又称“院本”,是走江湖的人照本宣科,不过这些江湖之人将唱曲,也就是诸宫调加进去,慢慢成为短戏,为元杂剧做了准备。从金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到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脉络。
中国古来的戏剧的性格,如同小说,也是世俗的,所以量非常之大。道光年间的皮簧戏因为进了北京成为京剧,戏目俗说是“唐三千宋八百”,不过统计下来,继承和新作的总数有五千多种,真是吓死人,我们现在还在演,世俗间熟悉的,也有百多出。
元杂剧可考的作者有两百多人,百年间留下可考的戏剧六百多种。明有三百年,杂剧作者一百多人,剧作三百多种,少于元代,大概是世俗小说开始进入兴盛,精力分散的原因。
由元入明的罗贯中除了写杂剧,亦写了《三国演义》,等于是明代世俗小说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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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簧初起时,因为来路乡野,演唱起来草莽木直,剧目基本来自世俗小说中演义传奇武侠一类,只是搞不懂为什么没有“言情”戏,倒是河北“蹦蹦戏”也就是现在称呼的“评剧”原来多有调情的戏。百五十年间,多位京剧大师搜寻学问,终于成就了一个痴迷世俗的大剧种。例如梅兰芳成为红角儿后,齐如山先生点拨他学昆腔戏的舞蹈,才有京剧中纯舞蹈的祝寿戏“天女散花”。
此前燕赵一带是河北梆子的天下,因为被京剧逐出“中心话语”,不服这口气,年年要与京剧打擂台比试高低,输赢由最后各自台前的俗众多寡为凭。
我姥姥家是冀中,秋凉灌冬麦,夜色中可听到农民唱梆子,血脉涌动,声遏霜露,女子唱起来亦是苍凉激越,古称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果然是这样。
戏剧演出的世俗场面,你们都熟悉,皮簧梆子的锣鼓铙钹梆笛,古早由军乐来,开场时震天介响,为的是镇压世俗观众的喧哗,很教鲁迅在杂文中讽刺了一下。
以前角儿在台上唱,跟包的端个茶壶在幕前侍候,角儿唱起来真是地老天荒,间歇时,会回身去喝上一口,俗众亦不为意。以前意大利歌剧的场面,也是这样,而且好的唱段,演员会应俗众的叫好再重复一次,偶有唱不上去的时候,鞠躬致歉居然也能过去。开场时亦是嘈杂,市井之徒甚至会约了架到戏园子去打,所以歌剧序曲最初有镇压喧哗的作用,我们现在则将听歌剧做成一种教养,去时服装讲究,哪里还敢打架?
你们听罗西尼的歌剧序曲的cd唱片,音量要事先调好,否则喇叭会承受不起,因为那时的序曲不是为我们在家里听的。话扯得远了,还是回到小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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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读的大部头古典小说,多是明代产生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封神演义》、“三言”、“二拍”拟话本等等,无一不是描写世俗的小说,而且明明白白是要世俗之人来读的。
《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杨家将》等等,则是将历史演义给世俗来看,成为小说而与史实关系不大。
我小的时候玩一种游戏,拍洋画儿。洋画儿就是香烟盒里夹的小画片,大人买烟抽,就把画片给小孩子,不知多少盒烟里会夹一张有记号的画片,碰到了即是中奖。香烟,明朝输入中国,画片,则是清朝输入的机器印刷,都是外来的,所以画片叫“洋”画儿。
可是这洋画儿背后,画的是《水浒》一百单八将。玩的时候将画片摆在地上,各人抡圆了胳膊用手扇,以翻过来的人物定输赢,因为梁山泊好汉排过座次。一个拍洋画儿的小孩子不读《水浒》,就不知道输赢。
明代的这些小说,特点是元气足,你们再看明代笔记中那里的世俗,亦是有元气。明代小说个个儿像富贵人家出来的孩子,没有穷酸气。
我小的时候每读《水浒》,精神倍增,凭添草莽气,至今不衰。俗说“少不读水浒”,看来同感的俗人很多,以至要形成诫。
明代小说还有个特点,就是开头结尾的规劝,这可说是我前面提的礼下庶人在世俗读物中的影响。
可是小说一展开,其中的世俗性格,其中的细节过程,让你完全忘了作者还有个规劝在前面,就像小时候不得不向老师认错,出了教研室的门该打还打,该追还追。认错是为出那个门,规劝是为转正题,话头罢了。
《金瓶梅词话》就是个典型。《肉蒲团》也是,它还有一个名字《觉后禅》,简直就是虚晃一招。“三言”“二拍”则篇篇有劝,篇篇是劝后才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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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是明代世俗小说中最自觉的一部。按说它由《水浒》里武松的故事中导引出来,会发展英雄杀美的路子,其实那是个话引子。
我以前与朋友夜谈,后来朋友在画中题记“色不可无情,情亦不可无色。或曰美人不淫是泥美人,英雄不邪乃死英雄。痛语”,这类似金圣叹的意思。兰陵笑笑生大概是不喜欢武松的不邪,笔头一转,直入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