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臾_落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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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岸碧绿的树林送来某种气息。
泡了温泉，室内的与露天的，整个头晕晕乎乎。晚饭时被住在隔壁的一对老夫妇招呼了与他们一起。
睡前躺在地上仰看着灯光。之前的啤酒从毛孔散发，又留下更多在血液里。
我在这里。每天都会用电话卡往家拨去国际长途。而总是唠叨又亲切的母亲每次都能说上十几分钟，离开这几天，家里怎样，她怎样，父亲怎样，宠物怎样，昨天下雨了，今天又放晴，明天应该还是晴天吧。
好在有与她互补的父亲，接过电话后他问：“今天去了哪里，怎么样？累吗？”
｛电话｝
回到第二次离家。
二〇〇〇年冬天的火车站候车大厅，返乡的人群如同塞满篮子的黄豆，迅速地流向每一片刚刚疏空的地方。
把巨大的行李箱挡在面前，我拨通了家里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母亲。
第二次的彻底的出走。不辞而别将近三星期后，她接起我打去的电话。在小年夜里。
追着一个影子，不停地，不停地跑。
跳上断墙残垣，翻过灌木，只容一人通过的河岸，最后是铁皮的楼梯。踏上去嘎嘎作响，而一步步往前，空间愈加狭窄，光线黯淡。从浅黄到深灰，最后是浓黑。
等到回头时，出口是尽头一个犹如针孔般微弱的亮点。
那就把自己继续埋身于黑暗，赌注下在总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重新破土而出。
只是在那之前——
她说“喂”。
我回答“是我啊”。
很快的停顿后，她说“是你啊”。
“嗯。”
“你现在在哪？”
“哦……我在北京了。”虽然实际并非如此，但当时这么说了。是为了断绝他们找我回家的念头吗。
母亲则很简单地相信了，她说：“噢。我和你爸爸猜你应该也已经去了北京。”
“嗯。”
“你爸爸现在不在。”
“哦是嘛。”
“明天除夕，他出去买东西了。”
“……哦……”
“那我让他回来后打给你。”
“哦，好。”
非常平静的，没有哭喊、争执和沉默的电话，被淹没在人群密度最高的候车大厅里。
坐在对面座椅上的一家三口分着一袋面包。也有人把报纸盖在头上睡觉。
挂了电话，用脚尖踢着地面上的瓜子壳，把它们聚拢到一起。
｛门｝
屏住呼吸后，脚步也放到最轻。
但你知道走在木头地板上，总会发出无法控制的偶尔的嘎吱声。以及自己的骨头与骨头，它们相互蹭压的声响。
离家时的凌晨4点，屏住呼吸地开门。
当时家里安装着厚重的安全铁门。带有两个锁。时间久了，偶尔故障甚至会失灵，在门的这边或那边满头大汗地转着钥匙或锁纽，直到父亲带着神奇的缝纫机机油赶来解决问题。
他们睡在几米外的卧室里。
所以寂静的夜晚，要把两副锁，在最小的动静里打开。
用心跳擂出胸腔的力气屏住呼吸。
第一把锁钮，小心地回转它。
“咯哒”。“咯哒”。“咯哒”。不可避免。
第二把锁体积上也略大。是要将把手整个按到下面的开关。
一定会发出不小的声音。
满脸通红。身在一片燥热的黑暗中。
终于在咔嚓声后两副锁全都改变了位置。整扇铁门随之小小震动着朝外松开一隙。
我的整个身体都在紧张中凝固。无法动作，只能僵硬地站在原地。
如果身后响起询问：“你在干嘛？”
如果响起这个声音。
如果被发现。
如果往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假设总是最没有意义的怜惜。
关门是与开门时同样巨大的工程。不得不又一次屏息凝神地，手按在门沿上，极轻极轻，非常轻地将它推回原位。用每根高度紧绷的神经去放大锁孔契合时发出的声响。
——啪。
从门的这边走到门的那边，花了十分钟。额头满是细汗。楼道里的黑暗失去刚才的裂口，一瞬恢复完整。我以轻微的夜盲症站在原地，无论睁眼闭眼，眼前却几乎没有差别，分辨不出什么东西。
比害怕的心更加沉重。
摸索出了楼道，冬天时节，4点时屋外没有人影。橘黄色的路灯稀稀落落。
终究。朝前走吧。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3
｛联系｝
不到一小时后响起了手机铃声。接通后传来父亲的声音：
“……喂？！”
其实在那之前我知道，父母在辗转找寻我。甚至用当时他并不熟练的技能，父亲通过网络给可能与我相识的网友写信。因为随后有好心的朋友将这封邮件转发过来。那时我坐在网吧，以数天没有洗澡的样子面对电脑屏幕。离家一个月，在网上联系日后的栖身之处，也是那时预备前往北京。忙碌的新鲜的，并且有些大胆的事，当时占据大部分情绪的是兴奋。随后收到了朋友转发来的父亲的信。
当然，直到今天还能记得信上写了什么，只是，希望可以忘记，希望把这样的信忘记，这样的，一个做父亲的人，酝酿许久或急促间写就，顾不上合适不合适，撒网一般投递出去的信。
“如果你们有她的消息，请和我联系。谢谢。”
和邮件一样，努力想要忘记的还有与父亲通的电话。
他在话筒那边对我说：
“……喂？！”
｛电车｝
坐过很长途的jr线电车。坐过很长途的新干线。
从东京去往长野的饭田线，有一半时间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它穿越森林和山洞。在一侧的窗户上映出绿色的河川，另一边的窗户上匆匆送过几片雏菊。
偶尔一座大山，于是隧道显得特别长，列车久久地摇晃在白色的灯光里，仿佛只是震动而没有向前或向后的知觉。
它驶上田间，两节车厢的短短的身长。
把绿色带往金黄的路线。
｛火车｝
从南往北。
去北京前先要买火车票。也不知该说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巧合，买到了三天里最后一张硬座票。之前还在犹豫，听见窗口里传达出这个信息，立刻点头“我要的，我要的”。离开长长的队伍。
那年冬天一直在下雨。
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晚，忍无可忍地离开原先出于经济考虑而胡乱投宿的网吧和小旅店。找到一家三星级的酒店，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过一个符合“最后”性质的夜晚。
单人间的软床，带热水的卫生间，窗下就是福州路（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想过几年后会在十几米外的福州路书城里搞签名售书吧）。
只是疯狂的、潦倒的，以及脏到一定程度的住客而已。为了对得起付的六百元费用，勤勉地洗了三次澡。
去附近的小吃店里买了热馄饨，坐在角落的桌子，望着路上往来的行人。
父亲离开席位去窗口领点心，母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一手握住父亲的包，一手拿出纸巾将桌面擦干净。
我抽出三把一次性塑料汤匙，软软的薄片很容易刮破嘴。
母亲注意到，提醒一句“小心点啊”。
以前的普通场景。
合时宜与不合时宜地回想起来。
第二天在12点前退房，尽管我的火车晚上8点才开，但多留一会儿就会影响房费，所以即便要在车站滞留七八个小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到了上海站，从出租车里搬出巨大的行李箱后，旁边立刻闪出几个穿红背心的人，连声招呼说“我帮你搬吧”。原本以为是火车站助人为乐的服务人员，连声道谢着将行李交到了对方手上。直到他帮忙搬到候车大厅，转身向我收十块钱。
从下午2点开始，在候车大厅里坐到晚上7点。
那期间打的电话。母亲接的。和父亲的通话在一小时后。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从南往北｝
绿色的车厢，椅子套着白色布套。过了淮河，雪光照亮地平线。
巨大的行李箱没有搁架可放，我把它扔在车厢与车厢连接的过道。春运的客列里，奇迹般地居然没有人在下车时顺手牵羊。而中途有一次去看望，发现有没买到座票的人把它当成高度合适的凳子，半倚着靠坐在上面打盹。
不便吵醒他，悄悄又走回去。
与同座的旅客打牌。买了五块一盒的非常糟的河粉当晚饭。胖胖的列车员很喜欢我，来回走三次，都特别点着我玩笑地说“钱包就这么放啊”，“干嘛不好好坐”，“哦哟还不睡”。
前半夜塞着耳机听歌，后半夜靠着旁边男生的肩膀睡着。
睡到早上，硬座一夜后酸疼的四肢，眼睛糊满尴尬的眼屎，脸也绷绷得干干的，头发在脑后塌了一块。
从南往北，进入银白色的陌生的大地。
“——总会有一天，以翠绿的形式，钻出地面。”
｛旅途中｝
在京都看樱花，一整天下来被烤成脱水的骆驼，但樱花的美丽是值得如此付出的。层层叠叠粉色的云交蔽了天空。按照海拔不同，分成未开、初开、满开和散始的不同景色。
游览到妻笼和马笼，维持了江户时代风貌的著名历史景点，两座旧时的驿站，建筑的式样如同随时都会有忍者出现。
从妻笼到马笼，中间有七千米的盘山路，也一个人爬了下来。
每天晚上都累到虚脱，泡澡时蒙眬地看着房间里的电视昏昏欲睡。尽管独自住宿时，不知怎么总是被分配到位于走廊尽头或楼梯旁边的房间，听闻一些迷信传说，心里觉得惶惶，更懊悔着因为贪图方便选择离车站最近的旅店，出奇昂贵的宿金，内部却也只是很平常的布置。
洗完头后湿漉漉地坐在被单里，喝冰牛奶，逐个换台看各档综艺节目，哈哈笑出声，等到睡意袭来，一歪脑袋就打起了呼噜。
｛年｝
二〇〇〇年。
继除夕前的那次联络，再没有拨号回家，即便找到工作，顺利地落了脚，甚至可以说是很自由快乐地过了两个月后，依然没有勇气给他们电话。
终于某天同事招呼我“找你的”，我走去拿起话筒。
“喂——？”
“是我。”爸爸说。
“我来北京出差。”
“……”
“在离你很近的旅馆里。”
“……那我过去，我现在过去。”
二〇〇〇年的除夕，我下了火车，仓促间只能在北京一家小小的招待所里度过。没有热水，洗脸只能用冷水的非常平民式的招待所。不过价钱也因此厚道地一天才收五十块。睡钢丝床，一间屋子有三张。第一天夜里有个女人和我同屋。原本打算看春节联欢晚会，但因为太过疲倦，很早就入睡了。
睡到一半时突然被人拖醒。
我努力地从困倦中睁开眼睛。看见两身警服，刹那稍微清醒一些，但依然得用力打起精神听清他们的声音。
“把身份证拿出来。拿出来给我们看。”他们对我说完，又转去对对床那个女人说。
似乎就这样迷迷糊糊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