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看小电影_沈宏非-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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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此不无关联。
就建筑物来说，与其说“畏高”，不如说“崇高”，或者两者互为因果。据参与调查的部份香港女性上班族表示，平时穿高跟鞋爬楼梯上楼时，会不断往下俯瞰，心生畏惧后更想继续看，不自觉幻想自己会摔下去。这个典型情境一方面说明了香港人民的“怕孤独”以及“怕变胖”很可能都与畏高有关，另外，“心生畏惧后更想继续看”，似乎就是既“畏高”又“崇高”的注解。
亚洲人民的“崇高”还体现在“世界第一高楼”纪录的不断刷新，上海、香港、台北、迪拜、汉城，已建、在建或号称要建的“世界最高”的500米以上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你追我赶。cctv有一篇报导认为：“对中国城市而言，它们对于作为成长环境的亚洲场逐渐敏感起来……在绝对意义上，北京多了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和库哈斯的央视巨型建筑，也意味着香港福斯特的恒生银行大楼和贝聿铭的中银大厦被夺去了部分新锐的目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相信，这场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正在成为亚洲人民最新的fear factor，即生怕别人的楼比自己的高。已建成的“世界最高”最怕在建的“世界最高”，在建的“世界最高”最怕声称将建的，声称将建的，又最怕耿耿于怀，总是惦着要破记录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我楼矮了。倒是正应了我们中国人的那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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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如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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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这本书，纽约时报书评说作者扎克斯“在粗俗和反常方面有所专长”。没有人会像扎克斯那样去研究放屁的历史——从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到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
按照扎克斯从历史中梳里出来的头绪，人类的放屁史、截止到文艺复兴，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翼围绕“禁屁”和“倡屁”的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与此同时，还伴生有一条“一抓就
死，一放就乱”的支线。无论如何，两大阵营在伊拉斯塔斯出版于1530年的《儿童礼仪》一书的有关章节中达成了妥协：“人虽然应该彬彬有礼，可是为此而染上一些病却是不值得的。如果憋得住，就该一个人憋住，可是，如果实在憋不住，应该以高声咳嗽掩盖放屁之响声。”借用当时某学校对此书的注释，总而言之，在公众场合，“悄悄放屁是一种美德”。然而屁欲静而风不止——将近500年后，北京平谷区金海湖镇胡庄小学终于用一种时代风格异常鲜明的方式给《儿童礼仪》加上了新的注解，据报导，该校颁布的一项校规是：“当众放屁一次罚五元”。目的是“保护环境争做文明现代人”。校方说，制定这样的措施，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都是些“大词儿”，这屁放得，已经很有“宏大叙事”的动静和味道了。所以对校规本身我就不能多说什幺了，尽有的一些困惑，主要集中在无关宏旨的技术层面，即是项校规在执行上的难度。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他者来说，可资研判一个人放屁与否的有效证据只有气味和声音两项，这两项，恰恰又是屁之危害所在。屁的化学成分由以下五种气体混成：氮、氢、氧、二氧化碳以及甲烷，即俗称的沼气。当食物含有大量蛋白质和硫化氢时，便会大量产生臭气。沼气和硫化氢不但因巨臭而令人不悦，更为严重的是，当浓度达到一定比例时，它还高度易燃，如果“当众”排放，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医学史上曾记载过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在一次在肠道手术中，医生正用电烙为病人止血，由于病人在接受肠脏手术前服用甘露醇（mannitol）清洗肠道，与肠内细菌相遇，产生大量的氢，电光火石之间，一爆如炸，场面不可收拾。
至于听觉方面，放屁之危害主要不在声音本身，其所诱发的不雅联想才是根本的要害。“郑声淫”，孔子当年在对河南音乐发表乐评时，运用的当是同一原理。对于响屁危害论的深入阐述，我推荐大家去读成都某报日前所做的报导：“记者近日搭乘电梯，窄小、寂静的空间却突然传出一声响屁声，五六个人面面相觑，尴尬不已。仅过一会，屁声再次响起，这时，一名青年男子才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机—原来，这是手机短信铃声！心理专家认为，长期与过于阴暗的铃声相伴，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家长应及时与子女多沟通，避免孩子不健康的心理取向。”
对于胡庄小学的校规执行者来说，气味和声音，这就是认定“当众放屁”以及执行“罚款五元”的并不很多而且相当飘忽的全部事实依据。屁如朝露，如电光火石，白驹过隙，事如春梦了无痕，难以做成“铁证”。除此之外，执行校规的难度尤在于，抓屁者对于屁的取证能力远不如放屁者对于放屁的危机公关能力。《笑林广记》：官坐堂上，众役列于两侧。忽闻一响屁，不知出自何人。官大怒，曰：公堂之上，竟敢乱我威严，快将该屁拿来！差役十分为难，曰：屁如一阵风，来去无影踪，如何拿得？官曰：岂敢徇情买放，当知何罪？快快拿来便是！差役无奈，只得取来干屎一块，面呈官曰：启禀老爷，屁已逸去，不知所向，不过倒把它的家属拿来了。”
因此，虽然胡庄小学的一名学生在回答记者“要是想放屁怎么办”之问时透露会“跑到厕所去放”，但该记者接下来提到的“这一规定实施以来还没有一名学生受到过处罚”就是意料中事了。记者最后引述教育专家的观点说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对的，但学校还是应该从正面引导学生。至于怎么个引导，则未往下细说。我瞎操心替他们想到的最“正面”的引导，就是少吃或不吃致屁食品。尽管肉食者易放臭屁，不过素食者之屁虽然不臭，但胜在量次多，可持续发展性特强。一般情形下，人每天的放屁次数为6至20次，总排气量大约在500cc至1500cc之间，大致相当于一辆有资格参加国际摩托联顶级赛事的摩托车或一辆两箱小富康，但是若进食不好消化的食物，等于将排放量陡然提升。造屁功能强大者，包括大部份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五谷类如小麦、燕麦、粟米及薯等，蔬果类有西兰花、豆类、黄芽白、椰菜花、苹果和香蕉等等——此食单仅供学生参考，饿死和失节（或失礼，或失去五块钱）何者事大，请直接向老师或家长查询。无论如何，整件事令我倍感欣慰的是，历史并没有终结，最起码，正在终结的历史并不包括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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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枪枪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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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觉得今天的社会没有过去热闹，中华民族好多优良传统都没继承下来。我觉得咱们应该规定全国大中城市每年拿出一天，大家都放下手里的营生。上街分门别类走—走，彼此见上一面，各路红军互相拥抱一下。了解了解隔壁楼里住的是老王还是老张；那位穿西服戴‘金捞儿’的是大款呢还是骗子；这位擦脂抹料儿长发披肩的是鸡呀还是演员；本地‘愤青儿’和外地民工到底有什幺区别一一就叫‘全国见面日’吧。”
因《看上去很美》的作者在发这通牢骚时使用第一人称，为叙述之便，姑且视之为中年方枪枪之代言。按照精神病学的观点，方枪枪的主诉很有可能被诊断为“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 disorder）的一个亚型，即社交孤独（social loneliness）。前者的症状是“一遇到陌生人就感到浑身不自在”（即京俚“晕人”），如“害羞膀胱症候群”（shy…bladder syndrome，avoidant paruresis），表现为公厕里若有人站在一旁便无法便便），而方枪枪的症状则是“一遇不到陌生人或一旦无法掌握该陌生人之背景资料就感到浑身不自在”，进一步，可能是在公厕里若没有陌生人站在一旁便无法便便。
社交出了状况，事情可大可小。前几年迷“模拟人生”的时候，刚上手，就因过度自恋，竟为我的男主角选了一个跟我一样出了名“各色”的星座。接下来，这位仁兄尽管在职场上春风得意，社交生活上却一踏糊涂。他非但不善与邻里相处之道，更拙于泡马子之术，最后竟郁郁寡欢，自暴自弃，赖床不起，终于把弄丢了工作。这事让我十分生气，因为他不工作，就不能继续挣钱让我替他去购买包括等离子挂壁电视在内的各种奢侈品来满足我的购物狂了。在思想工作无效的情况下，便对他进行报复性的折磨，例如，强迫他半夜里一次又一次给不理他的女友打电话，当那两个女人在电话里把（游戏编写者所能想到的）最恶毒的用语轮番用过三次之后，又迫使他打电话给pizza店叫外卖，吃完以后把纸盒扔在床上，再把他的床移到室外，减少他如厕次数，逐项移除卫生间里的必要设备，直至移除了他的卫生间。
最近我才获悉，有人当年在游戏里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个人的报复手段比我的“满清十大酷刑”更下流。他的男主角在患上社交疾病之前，已经买了带游泳池的大屋，算是成功人士一名。所以，因地制宜地，此人先是指令他深更半夜下水游泳，然后鼠标一点，将游泳池边的梯子移除，可怜的社交病患者，就这样活活给泡死了。
可见社交生活的成功与否对个人的生活品质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报上说，现在患上各种社交疾病的人比过去多，专家多笼统地将其归咎于压力，窃以为，“老是觉得今天的社会没有过去热闹”便是压力的来源之一。虽然“社交”一词并不原产于中文，不过在中式的传统话语中还是有幸能找到“热闹”、“大家伙一起热闹热闹”以及“看热闹”之类的替代词。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确比现在热闹得多。从前，我们比最紧张自己及他人的社交生活的美国人拥有门类更为丰富的社交活动，除了中年方枪枪所留恋的上街游行，从开会到开学习班，从游行到游街，从串门到串联，甚至上山下乡，都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特色社交生活。
其实在英语的词意上，社交就是社会以及社会化的行为，所以社会主义，尤其需要社交。正如哈佛大学主持心智大脑跨领域研究的jerome kagan教授所言：“这些早期的心理事件就像写在沙上的名字随着潮汐而逝。”方枪枪的焦虑，在对早期社交生活的怀念之中不能不隐含了对于重建新型社交生活的饥渴。也就是说，一方面盼望能“彼此见上一面，互相拥抱—下”，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一种对各色人等的真实身份进行甄别以得到“区别”的要求。事实上，“区别”是社交的首要条件，即使在过去那种很热闹的社交模式下，“联动”也念念不忘以“血统论”为甄别标准将他人拒之革命俱乐部门外。当社会经历过急风暴雨般的洗牌之后，便急猴猴地忙着对己对人做出定义及分类：小资，白领，中产，农民，成功人士，鸡，愤青，新左，新右，白领，大款，演员，生于六十年代，生于七十年代，等等，皆可视为社交焦虑的临床表现。
甄别活动可能有助于大众化的商业行销，但只是社交的第一步，而甄别活动中显而易见的草率和仓促却无助于社交生活的重建，最终怕是还得指向丧心病狂的“全国见面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