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3-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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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诗人苏渊雷，有“七十犹倾城”之句来称誉她。一位曾经相识的外地词人，赠其赞词《虞美人》一首，并索其近照。周炼霞回寄了两首《卜算子》：“已是丑奴儿，那复罗敷媚，绿意红情得暮春，弄影全无谓。香冷少年心，酒暖千秋岁，帘卷东风第一枝，花与人同醉。”“淡画满庭芳，遥唱春云愁，不买胭脂点绛唇，本色何由褪。玉笛一丝风，吹过声声慢，似说无愁可解嘲，且斗樽前健”。两词一连嵌入十三个词牌名，依旧行云流水，丝毫没有生硬的感觉，令人叹为观止。难怪词学大师唐圭璋后来偶读其词作，相见恨晚，一再让友人将手头所有周炼霞的诗词抄寄予他。
周炼霞周旋于各色人等，且自抗战爆发起，即一直与丈夫分居两地，红杏自有出墙之时。有关这方面的风言风语也最多，她本人只是听其自然。不过，文革期间交代“罪行”，她死活只承认与吴湖帆一人有过关系。吴湖帆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收藏家，当时在上海画坛与张大千平分秋色。经冒鹤亭的介绍，两人相识，一见生情，后常有约会。在两人亲密接触的那段时间，周炼霞的画技大增，吴湖帆也写了不少词，只是水平没怎么长进，反而是他有许多词作经过周的润色，他的《佞宋词痕》里就一些是周代作的。冒鹤亭背地里对人说，在填词方面，吴作周的徒孙尚不够格。与周炼霞过从甚密的，还有瞿兑之，其人为一名教授，专治古典文学，熟悉文史掌故，著有《刘禹锡集笺注》、《中国骈文概论》、《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等，并负责撰写《辞海》职官部。周炼霞曾与之合写过一册《学诗浅说》，在香港出版。
文革期间，周炼霞也逃不过遭批斗的命运。据说，她从不写任何人的大字报，从不揭发别人。每次挨斗时，只是口中念叨“我有罪我有罪”，其他一概不说。最后给她定罪的证据，谁会想到，居然正是刘心皇所引的“名句”。“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这不是“不要光明、只求黑暗”，又是什么？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吴湖帆住院手术，得知自己收藏的书画文物被掠一空，自拔导管饿死；瞿兑之被污判刑，瘐死狱中；同行姐妹中，陈小翠在家里开煤气自尽，庞左玉在学习班跳楼身亡。周炼霞被红卫兵殴打，一目受伤，几乎失明，她却不曾有轻生的念头，而是请人刻了两枚印章，一枚用楚辞句“目眇眇兮愁予”，一枚用成语“一目了然”，后来还将之钤在其书画作品上，可见其处世的态度与个性。
周炼霞的眼伤，历十余年未曾痊愈。直至改革开放之际，丈夫由美国回来探亲，将她接到洛杉矶治疗，方复明如初。其时，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之后的日子，她大都是在美国度过。和当年与她“齐名”的张爱玲一样，最终是客死他乡。
在残忍之外
？ 李明月
生活的残忍一面总让我们束手无策，让我们的内心满怀积怨，我们又必须在残忍之外发现一点美好，并意志坚强地走向美好。
战国策派的歧路
？ 伍 国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以林同济、雷海宗等人为中心，以1940年在昆明创办的半月刊《战国策》杂志为舞台的思想文化流派，1941年底，昆明《战国策》停刊后，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策》专栏，直到1942年停办。
战国策派承续了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对于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了大胆的批判。雷海宗注意到了中国人性格孱弱的一面，认为自秦以后，中国就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林同济把这种状态归结为“活力颓萎”，雷海宗把缺少尚武精神的文化精辟地称为“无兵的文化”，讥讽中国传统文人“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和虚伪”。林同济更侧重于批判中国的官僚传统，指出中国的“宦术文化”一味作假，做官，而西方的技术文明则不断“做事”，由此造成中国的厄运。林同济还专门作文分析了官僚集团的“中饱”传统，痛切地指出，“大家都说中国贫穷不堪。其实，中国不贫。中国者，实乃中饱之国也。‘中’饱，所以国‘贫’矣”。林同济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官”应用“中饱政治”的形式挫阻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因为“以政治手段取得经济利益的，它的经济上的作用等于抢劫”。
另一方面，雷海宗等人并不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林同济认为，“个人意识的伸张，是一种离心的运动。政治组织的加强，是一种向心的工作”。这里就已经显露出以否定个体，鼓吹集体主义和政治集权以重建民族精神的倾向。林同济的上述思想不仅基于对中国历史的批判，也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中，他说“英德两国终要互相歼灭，因为所争的目的终乃在世界霸权”和“整个世界的中心潮流……就是如何建设道地的‘战国式’的国家，如何把整个国家的力量，组织到最高度的效率以应付战国时代势必降临，势已降临的歼灭战、独霸战”。
林同济需要为自己的思想找到近代的哲学依据，于是又和法西斯德国一样，试图从尼采的超人哲学中获得启迪。林同济认为，尼采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嗅出了一切时代背后的“颓萎”。中国文化历经千年，加上以上列举的种种缺陷，显然也已“颓萎”，那么，用尼采崇尚“力”的思想来作为一种新的刺激，似乎并无不妥。但是，林同济真正欣赏的是尼采对“超人”的信奉，“超人必是具有最高度生命力的；超人必是具有大自然的施予德性的”。雷海宗在《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一文中，明确指出，“法西斯主义兴起后，思想渐受统制”，可见他们对于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实践还是有警觉的。战国策派，其国家至上的论调，关于中国人缺少“英雄崇拜”的观点自然地受到国民党政权和自命是英雄的人的青睐。林同济的《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就是应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之邀所作的演讲，与官方的关系可见一斑。在反法西斯运动和人民民主成为世界潮流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卡尔·波普已经在欧洲出版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林同济们却还在宣扬“英雄崇拜”、“尚武精神”、“国家主义”，确乎是逆潮流而动了。
战国策派的政治思想在战争年代以寻求救国为出发点，承续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的遗风，但最终以国家主义和领袖崇拜终结，其出发点与终结点之间的背离，不能不说是走上了歧路。
一次次犯错
？ 李明月
这是个让人迷惑的时代，这是个累人的时代，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不会犯错，然而我还是一次次犯错，一次次改错，所有的人都对我说，没错！
盛宣怀与哈同
？ 承公侠
上海图书馆公布了盛宣怀与哈同往来的信函各一件（见该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三辑）。
哈同的信说：
杏荪先生阁下：溯违清范，倏忽三年。政体变更，时机未定。鄙人夫妇以海外侨民罕通外事，故未敢辙陈音敬；唯闻吉人天相，仰望弥殷，夙荷关垂，想亦不遗故旧也。比维炀和缉瑞，杖履康宁，屡欲上叩起居，每因俗冗未果。比瞻福宇，定洽颂忱。谨启者：敝处于前四年发心刊印大藏全经，现已完全出版，凡一千九百六十部，八千四百十六卷，订四百十四册，共四十函。纸版尚精，卷帙亦轻便。窃为流通教典、利济群生起见，每部定收成本二百四十元，海内外信善购者，颇不乏人。唯是普及，须大力提携，而功德在善门尤广。夙仰公为我佛护法，乐于布施，倘能慨发大心，购请一二百部，分贻名山诸刹，胜利岂等寻常？且以之延寿荐福，影响甚宏。敝处亦当上体仁慈，购及百部者，当减收八折，则所费不足两万元，而胜缘所结，实造无量之福。即希鉴核，无任祷盼之至。专肃，敬颂禔安，并候福音。欧司·爱·哈同暨内子罗涛氏同叩。六月朔日。尊夫人前均此。
盛宣怀复信答道：
哈同先生惠鉴：顷展手笺，诵悉种切。就维林泉游燕，俪祉双绥，至为羡颂。鄙人自客秋回国以后，时患旧疾，简于出门；不涉名园，荏苒三载，咫尺福地，未尝不时萦心目也。尊印大藏全经，巨笈宏编，有功象教，愿力广大，洵为二十世纪中惟一宝书。鄙人根行浅单，未谙内典，上年贵精舍发行预约券时业已购置一部，足备潘阅。尊嘱广购流传，俾资普及，此等大心宏愿海内当有其人。敝况今昔悬殊，自揣无此余力，徒辜雅望，难结胜缘，唯有惭疚。专复，顺颂时祉。盛宣怀手启，六月二日。尊夫人均此致意并道歉忱，内人附候。
哈同夫人罗涛（迦陵）的年谱记载着：罗氏刊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自前清宣统元年开始，至民国二年为止，凡五年而工竣”，这跟哈同信中所说“敝处于前四年发心刊印大藏全经”可以互证。在此期间，发生了辛亥武昌起义和清帝宣布逊位的大变故，即哈同信中讲的“政体变更”。
按说，凭哈同、罗迦陵夫妇之殷实，印上这么“一千九百六十部”经书，还不至于会伤及元气。可是，这对伉俪为什么不把善事做到底，他们也会在乎售书所获得的些许利润吗？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哈同着意指出“每部定收成本二百四十元”，“购及百部者，当减收八折”，而从盛宣怀的信中我们又知道哈同早在一年之前（1912年）就已“发行预约券”了，更可以看出他的商业头脑和商业手段。
对于哈同的精打细算、罗迦陵的一厢情愿，盛宣怀洞若观火。他在信中自陈“鄙人根行浅单，未谙内典”，再是信里边他故意哭穷谁都不会轻易地相信，盛府会拮据到买不起这“一二百部”经书。说到底，还是盛宣怀“小气”，只是这种“小气”不同于一般守财奴的吝啬，而是明智与世故兼而有之。
人 物
？ 杨 晖
画
“Summer Light”，ink and colour on paper，144×28 cm（x2）
“Summer Light”，ink and colour on paper，144×28
cm（×2）
？ 李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