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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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土地革命，简称“土改”，曾使投身其中的丁玲等一批作家爆发出创作热情，周立波就把他的长篇小说命名为《暴风骤雨》，丁玲的长篇小说题目稍微温和一些，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里面对众声喧哗的革命话语有着极其细致而真切的描写，比如农会主席程仁发动群众斗争地主钱文贵的场面：
程仁问大家说：“……他吃咱们的血汗压迫了咱们几十年，咱们今天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对不对？”
“对！有钱还债，有命还人！”……
台上台下吼成了一片。
……人们都涌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
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
……虽然两旁有人阻拦，还是禁不住冲上台来的人，他们一边骂一边打，而且真把钱文贵拉下了台，于是人更蜂拥了上来，有些人从人们的肩头上往前爬。
不仅声浪喧嚣到极致，而且伴随着狂暴的肢体语言。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虽然是有领导者在场，但事态往往会发展到如此无审判规则无语言和行为限制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被革命者积恶甚多积怨深重，一方面是因为革命领导者认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一种喧嚣文化也就在对这类场面的推广、肯定甚至赞美中，在人们的心理上浸润开来，在行为上惯常起来。
1949年以后，按说应该尽快从政治斗争转轨到经济建设上，但一方面确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恐怕也是“树欲动而自生风”，群众运动，众声喧嚣，一群人斗争一个人，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在涂光群所写的《丁、陈一案小窥》中（收入《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1995年6月第一版），他这样写到丁玲、陈企霞被指认为组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后，于1957年7月25日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多次召开的批斗丁玲的数百人大会：
……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记得第一次开会，丁玲出场，她在台前站立，人们纷纷要她交代为何“向党进攻”，她有口难辩，半天只做不得声，突然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这离丁玲写下我上面所引的关于斗争地主钱文贵的文字还不到十年，被她以文字所肯定的众声喧嚣的斗争，竟落到了她自己身上，斗争她的作家们总算还没有叫喊“打死她”，肢体语言大概也还只是举臂呼口号，没把她拽下台来，但那种个人在群啸中被剥夺了自辩权的深重痛苦，是非常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
笔者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文化中度过的，也被训练出了一定的话语技能。笔者十九岁起就到一所中学任教，在教研室里，如果两位教师凑在一处低声说话，那就会被旁观者认为起码是思想情绪不健康，我后来就总保持住一种对一个人说话也总让同室者听到的分贝值，以免旁耳误会。在后来所参加的批判会批斗会上，我不仅一定跟着高呼暴烈的口号，而且还总怕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太低或者肢体语言（比如举臂）太软而遭致“温情主义”甚至“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摘。
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最著名的当然是那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还有一首《中国人多英雄多》：
中国人多英雄多，
一人一铲就成河。
中国人多好汉多，
一人一镐把山挪。
中国人多画家多，
一人一笔新山河。
中国人多诗人多，
一人一首比星多。
当时读这首歌谣很兴奋，现在读来就感到虽然其中有“一人”的字样，其实还是以集体、族群替代个体生命，这宏大的声音里，并不包含尊重个位数的独立生命的因素。
到“文革”时候，中国人的喧嚣文化达到了本民族历史以来的最巅峰。那时候屋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会连续很久地广播出声色俱厉的话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播放“特大喜讯”，比如1968年后各省市相继成立实现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形成一个竞相以当时认为是最美丽豪壮的语言发布“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的“声浪”，下面是从中摘录出的一些片断：
凯歌高奏，红旗漫卷……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翻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
［青海省］
在您的率领下，我们征腐恶，缚鲲鹏，扫尽人间害人虫。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天下，红透全球！
［江西省］
敲起欢腾的锣鼓，拨动铮铮的月琴，手捧金色的芦笙，跳起快乐的锅庄，千遍万遍欢呼，千遍万遍歌唱……
［四川省］
革命的长河，汹涌澎湃；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您是真理的代表，黎明的曙光，人类的救星，世界的希望……我们头可断，血可流，您的伟大思想永不丢；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
［河北省］
这些只能是吼出的诗化的句子里，“千遍万遍欢呼”是非常写实的白描，那就是我这一辈前后的几辈人都亲身体验过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喧嚣声里穿越过来的。
当然，如对喧嚣文化的生成作深入的学术研究、讨论就还需要细化，比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究竟是不是已经埋伏着喧嚣的因子？像老庄的道家文化，不是特别强调静默吗？儒家所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克己复礼”，也并不主张把事情包括发声推向极致啊。难道是法家提倡了“大喉咙狂呼”？愿有专家学者给我点拨：以喧嚣为先导来集合群体，以期改造世界甚至改造每一个独立生命，究竟肇始于什么？一位青年学人著有一本对经历过多次文化斗争的文化人访谈的书，书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不知我怎么搞的，读了他那些访谈，我总觉得书名改成《天有病，人知否？》似更恰当。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后，中国的情况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现在常有人用“众声喧哗”来形容时下的社会话语情势，但那是用来表达对文化现象已趋多元的一个形容。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上面所引述的那些喧嚣话语即使还有，也非主流，文学艺术方面的个性化程度已经相当的高，“我是自己”的“独立生命个体意识”在年轻一代里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残存的喧嚣积习仍在，又增添了商业社会无情（至少是薄情）的竞争中的新喧嚣，这新喧嚣是欲求快速暴富、一夜成名的浮躁嘶喊，也是欲望不能满足甚至还遭致失败沉沦的焦虑嚎叫，浸润到社会上各类人群，则会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刚开始不久的欧洲游中惊动了西方人的游客喧嚣，其实是“老喧嚣文化”和“新喧嚣文化”嫁接出的怪胎，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不懂得尊重他人也忽视了自尊，表现出“群嬉中的习惯性放纵”；一种则是“新富国民”的“炫富”心理，认为无论到了世界上什么地方，“老子有钱就可以随随便便”。
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喧嚣文化，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它当中沉淀着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有极其悲壮甚至可以说惨烈的足令我们生出大宽恕、大悲悯的成分，但毕竟这种文化是应该更自觉地退出社会主流的时候了（我不主张让其出局，当然它本身也不会自动出局），在建构新的国民文化品性的过程里，应该让平和敦厚的文化占据主流，体现在声音上就是要氤氲出“尊重别人也保持自尊”的话语修养。相信在不久以后，中国出境游的人们不再会让某些国外的接待者因“他们总是喧嚣”而厌烦甚至焦虑。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 张宗子
一
毛泽东作诗词，常因袭古意，甚至直接袭用古人原句，如“天若有情天亦老”之类。公推为杰作的《沁园春·雪》，其下阕的中间一段，如周泽雄指出的，命意颇似清人孙髯翁题云南大观楼长联中的一段：“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比较一下毛的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句法语气用词，如出一辙。毛泽东很熟悉孙氏这副“古今第一长联”，曾亲口赞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孙联固然好，写法只是老套路，上联写景，下联怀古，没有什么创意。中国文学成熟早，年代久，名家高手众多，几乎每一寸田地，都被人千遍万遍地开垦耕耘过了，要想完全创新，谈何容易。
毛泽东在诗词上天分极高，立意好，胸襟开阔，但毛泽东特别不善于对对子，这可以说是毛诗逊于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毛的七律中，找不出一副完整的对联，更别提像杜甫那样严整精工的对联，常常是有了上句没下句，或先有下句再去凑上句。在词中，对句相对不那么重要，标准可宽松些，像在《沁园春》这样的词牌里，要对的句子字数少，就更加容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一成不变的是“不对”，上下联同意重复，所以周泽雄说他文字非常不经济。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后三字完全不对。
有时候，似乎在凑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也是意思重复的不“对”之联，而且说山势如走泥丸，或者如某些评家解释的，是红军走在乌蒙山上只当脚踏在泥丸上，无论如何让人费解。《沁园春·雪》中在“山舞银蛇”之后，对一句“原驰蜡象”，自幼读过诸大家的解说，感觉就是朱熹说的那样：“他自在僻处自说”，我们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山势如蛇，形象生动，但经千百人用过，犹如“芙蓉如面柳如眉”，后人再沿袭，不成俗套也成了俗套。至于大雪覆盖下的平原，怎么能像一群奔跑的蜡做的大象？无论如何有点匪夷所思。以蛇象作为比喻写山写雪景，又恰好做成一副对子，《红楼梦》上倒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第五十回，芦雪庵即景联诗，宝琴黛玉有一联，道是“伏象千峰凸，盘蛇一径遥”。峰峦凸起，如伏卧的大象；山径逶迤，如盘绕的长蛇，形容得就十分贴切。
古诗作法的起承转合，知易行难，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好的，千百中无一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句收上阕的写景，一句引下阕的感怀，比大多数人利用上下阕之分时省力气的轻轻一转高明得多。后面更高明的是“俱往矣”三个字的总收，说是收，却能临去秋波再一转，于无余地中翻出“数风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