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前期哲学思想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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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印度哲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什么是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死去　

　　的？”的争论。唯心主义者认为，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吠　

　　檀多的“梵我一如”、达摩、业报轮回、解脱以及佛教的中道、不杀生（非　

　　暴力）等学说。人们研究哲学的目的应是“净化人的意识”，达到“精神的　

　　完善”。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　

　　世俗主义、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当然，印度哲学史的事实说明某些唯心主义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过政治上、认识上、哲学上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说：　

　　　“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问　

　　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　

　　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唯心　

　　　　　　　　　　　　　　　　　　　　　　　　　　　　　　　①　

　　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这也应该是我们研究印度哲学史的正确态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527—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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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的古典哲学　



　　　　　　　　　　　　　　　　　　　　　　　　　　1。商周时期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奴隶制度，到了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西　

周　（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将近900年中，得到了高度发展。　

恩格斯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　

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夏代，社会生产除畜牧业外，　

农业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商代进一步扩大了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分工，　

促进了商品交换，数量庞大的奴隶劳动运用于各种生产领域，使社会生产和　

文化日益发达起来。青铜制造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为奴隶主贵族　

制造了大量的礼器、兵器和用具，也开始出现少量的青铜生产工具，随后铁　

器也出现了，畜牧开始用于生产。到了西周，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青铜　

制造业更加发达，铁器使用也得到了发展，手工业门类繁多，工艺也较前精　

美，农业的井田制体系更加完备，灌溉系统得到了发展，农作物品种增多，　

耕作技术提高了，奴隶们集体耕作的规模也更大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　

技术得到了进步，在天文、历学、数学、气象、物候、水文、地学、机械、　

物理、化学、医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宝贵的成就。　

　　　　　商周的政治制度日趋完备。适应于氏族奴隶制的发展，形成了商代以子　

姓王族、周代以姬姓王族为核心的大小奴隶主贵族集团。商王、周王是最高　

统治者。　《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说明，商国奴隶制的基础是土地与奴隶的国有制，或者说是王有制。国王　

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和奴隶又分配给各子族、姻族奴隶主贵族占有和使用，实　

行了“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各诸侯封国把土地划分为许多块，对奴隶加　

以编制，强迫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这就是井田制。奴隶主贵族根据　

维系血缘宗法关系的需要，形成了层层区别王族与子族、大宗与小宗、嫡长　

子与庶子、内亲与外亲的宗法制度和维护人与人隶属关系的等级制度，以及　

各级奴隶主贵族享有特权的禄位世袭制度。这些纵横交错、层层叠叠的制度，　

构成了奴隶制的统治体系与社会支柱。　

　　　　　商周奴隶制是一种野蛮、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不仅土地、生产资料属　

于奴隶主所有，奴隶们也都属于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他们驱使、买卖、　

赠送、杀戮、殉葬或作为祭祀的牺牲。这种非人的待遇，迫使奴隶们以怠工、　

破坏工具、逃亡、暴动等形式进行反抗。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这种残酷的阶　

级斗争，推动着商周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　

　　　　　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具有以下两个突　

出的特点：首先，在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宗教世界观占据了支配地　

位。在商代人那里，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至上神，是“上帝”；在周代人　

那里，则是“天命”。商周奴隶主阶级就是利用这一套宗教观念来作为统治　

与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因此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在宗教的形式中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宗教唯心主义是统治形态，而唯物主义哲学也没有从宗教领　

域分化出来。正如马克思说的：“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　

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　

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1＇，第26页）当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内容的阴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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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说、五行说，虽然试图运用阴阳对立的关系说明事物的变化，运用多种　

自然物解释万物生成的本原，但是这些思想仍然被禁锢在宗教观念的体系之　

中。直到西周末年无神论思想兴起后，才逐渐活跃起来。　

　　　　　其次，商周时期的哲学是和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奴隶制的　

形成，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阶级对立的关系。商周奴隶主阶级要有效地维　

护统治，不仅需要政权的力量，也需要对人们的权利与义务、行为的善恶制　

定出道德规范。《庄子·天下篇》指出这时期的哲学思想“以天为宗，以德　

为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个概括，道出了当时哲学同宗教、伦理的密　

切关系。殷王盘庚告诫其臣民说：“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就是说，不论亲疏远近，谁犯罪作恶就要处死，积德行善就要表彰。周代人　

更重视“德”，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这种有分别、有侧重的赏善罚恶的　

思想。说明商代，特别是周代，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政治伦理哲学。在内容上，　

奴隶主阶级的伦理道德规范也日趋复杂起来。适应于氏族奴隶制的宗法制、　

等级制、分封制、世袭制的需要，“礼”成了维护等级名分最重要的行为规　

范。“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损益相传，发展为庞大的体系。此　

外，“孝”的观念也占着突出地位。这是宗法血缘关系的产物，所谓“有孝　

有德”，维护的正是宗法等级制的亲亲之道、尊尊之义。商王朝所宣传信奉　

的上帝，不讲“德治”，只讲威力。后来《商颂》是宋国贵族祭祖先的歌词　

　（宋是商的后裔），只讲商王朝当初“如火烈烈，则莫敢曷（遏）”。和甲　

骨文中只记载上帝为至高权威，只管发号施令的情况是一致的。　

　　　　　周王朝的统治者亲眼看到曾经十分强大的殷王朝是怎样在奴隶的暴动下　

被打垮的。从奴隶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必须加强政治的和思想的统治。　

思想的统治就是加强“天命”的宣传。天仍然有意志，能对人赏罚，但天的　

赏罚不得不考虑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只要人民不反抗，“天命”就可以常保。　

这种宗教“天命”思想是当时现实社会中地上王权思想在天上神权思想的反　

映，是奴隶阶级不断反抗斗争在统治思想中的反映。　

　　　　　　“敬德保民”，在周初有它的进步的一方面。但上帝并不能真正给广大　

人民带来好处。西周统治集团内部在奴隶反抗斗争中也引起了分化，其中有　

一部分人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转而恨天怨天，对天表示不满。这里面唯物主　

义和无神论思想在暗中滋长。　

　　　　　西周末年由于社会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如周厉王对人民的压迫，引起人　

民的反抗，奴隶社会危机已经显露，在《诗经》中不少篇章表现了人民对贵　

族的压迫和剥削的抗议。他们批判“不稼不穑”的寄生者，并把这些人比作　

　“硕鼠”。他们对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也表示极大的愤恨。在对奴隶主贵　

族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出现了对奴隶主的保护神即“天”的批判。　

　　　　　　《国语》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思想一定程度的发展，表现为用“阴阳”和　

　“五行”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周语》中记载西周末年“伯阳父论地震”　

一事，这一事本身虽然是近于预卜吉凶，但是伯阳父对“周将亡”与“地震”　

的关系的解释，却有些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阴阳两种气，这　

两种物质力量“不失其序”，自然界和社会就安定。他还认为地震不是天的　

命令，而是由“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引起的。由于阴阳二气的失　

调，才发生了地震，引起了“川源”阻塞。“周之亡”的原因在于“天命将　

终”，也不是因为上帝不保佑了，而是由于地震引起了川源阻塞，人民没有　

用于灌溉的水源，因此“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把周将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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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归之于自然的灾害，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他力图从自然界寻找原因去　

说明地震现象，这里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　

　　　　　　《国语·郑语》还记载史伯认为：“百物”都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　

杂”而成的，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于不同的“他”物和合变化而　

来的，所以“和”是自然与社会事物发展的法则，“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他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意思是说，声调单　

一就不好听，一样的颜色就没有文彩，一种味道就没有滋味，只有一种东西　

就无从比较好坏。他认为周王的统治违反了相反相成的“和同”原则，才会　

失败。周王朝必然要衰落了。这些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对为奴隶制服　

务的“天”（上帝）决定一切的宗教迷信的破坏。　

　　　　　西周时期在萌芽中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是春秋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　

先驱。这一时期的无神论思想的特点是对上帝　（天）越来越不满了，有的抱　

怨，有的诅咒，有的怀疑，但是还没有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也没有从理论　

上论证上帝不存在的学说。有许多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是在宗教神学内部　

暗中滋长起来的。比如天命论者认为神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完全成了消极　

的无所作为的因素。因此无神论思潮的兴起，也必然表现为对人事的重视。　

季梁认为：“民，神之主也”，“今民各有心，而鬼魂乏主，君虽独丰，其　

何福之有？”史嚚则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主张要“依　

人而行”。至于人间的吉凶祸福也同天命无关，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吉凶由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福行），妖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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